“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阐释

 建党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分析清楚，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逻辑阐释透彻。

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五个方面。其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信仰的力量。其二，要想有效践行初心使命，党就必须注重把握历史规律。如果对历史规律认识不清，便无法真正认知历史使命，更谈不上对历史使命的切实承担。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党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才能作为积极能动的历史主体，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进使命的实现。就此而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要求党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其三，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党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理论的创新发展。破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认识或深化认识规律的过程。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没有对问题的有效破解，就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突破与飞跃，也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其四，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并非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知行合一，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实践的高度重视是党的巨大优势。其五，必须看到，以上四个方面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一个不能进行有效自我革命的政党，谈不上承担使命、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改造世界。综合以上分析，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可以较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与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特别是，这五个方面强调的都是原则性、战略性因素，论述的是哲学高度上的能之“道”，而不是具体层面的能之“术”，因而更具有研究意义。

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首先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承担与践行着自身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强调自身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自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承担三重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更大贡献、实现共产主义，贯穿其中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与价值追求。其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使命的现实基点，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党的使命的空间拓展，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党的使命的时间延伸。对于这三重历史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初心，党的二十大报告都有所论述，如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价值关怀与价值承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最为靓丽的价值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伟大、最为坚固的价值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价值密码。自觉承担具有神圣与崇高意蕴的初心使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着眼于选票或单纯执政，不是局限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或具体利益，而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着眼长远、着眼整体、着眼根本，服务于人民、民族与人类之利益。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对初心使命的践行。观诸党的文献，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阐发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发表于1944年9月的《为人民服务》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与牺牲精神，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发表于1945年6月的《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愚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被誉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些论述反映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之所以成功的价值因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与先进价值观的强大示范与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初心使命作了党历史上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明确的阐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代表”“从来不代表”的截然两分将党的代表的性质、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共产党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党组织由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承担的志虑忠纯者组成，进而淬化、净化党组织，对组织成员发挥有效的动员、组织、激励功能。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使得党员个体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视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应然。这种应然认同与价值追求所激发出的能量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能量就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党员通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示范教育，能够有效地启蒙、引导、组织民众，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民群众在与党员的交往互动中，观察到、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情怀与孜孜不倦的使命追求，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综合来讲，初心使命之自觉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发挥着价值定向、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党员与民众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之功能。而只有如此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党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实现。

二、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使命自觉，但其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党的使命才是真实的，党也才能更好地认知与践行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不断续写辉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注重把握规律，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在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牢牢地把握了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注重把握规律，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规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必然前景，遵循历史规律有助于把握历史主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道。天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既高于现实世界而又在其内发挥作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与原则。现实统治的正当性、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皆来自于对天道的遵循，天道即规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强调学习哲学，强调对规律的认知与利用，规律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核心范畴。

认知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展现出强大的自信。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中心任务与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探索、认知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过程。只有把握了规律，才能做到弱时不失望、不气馁，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时不忘形、不自负，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在战略层面避免被动、化解风险、应对挑战、利用机遇、把握主动、有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正是因为重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得以建立，中国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纪元。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讲话中，毛泽东集中谈到了把握规律与趋势基础上的领导与预见问题，所论极为深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在毛泽东看来，领导之为领导者在于其有预见之能，而此预见之能来自于其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领导与预见的辩证关系是从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一般，表明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在规律层面把握问题，在战略角度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其论述对于党在领导中避免盲目性、发挥主动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基于规律的历史主动，毛泽东对“我们的事业”充满自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大历史观，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强调把握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也有鲜明的体现。具体而言，这种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