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讲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学问题探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战略目标。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我们说，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简单地说，所谓“优质优价”，就是东西越好价钱越贵。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称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这一假定是有条件的。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那么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就往往会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比如， 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 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个时候，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是普遍发生的，尤其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纷涌出现，使得这一现象更视乎平常。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对其视而不见，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超越，便知难而退，将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也就是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像列出公式，经过推导，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尽量回避，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也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

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西方经济学家当然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 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种“反转”，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