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加强自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与永 恒主题，党的百年发展史更是党的百年建设史。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也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中共七大正处于党和国家的历史交汇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会议，对党的七大文献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雷淑媛[1]、李君[2]、周勇[3]、董世明[4]等人阐述了中共七大对党的总体性建设的重要作用及机制，傅明、李薇、黄海涛[5]、何增光[6]、谢涛[7]、李蓉[8]、林新军[9]、王锐[10]、武星[11]、郑益[12]等多位学者论证了中共七大对党的作风、执政能力、民主、政治、组织和纪律等党的某方面具体建设的突出作用，谭永国[13]、陈自才[14]等人阐述了七大党章的历史特征及其重要作用。相比学术论文，关于中共七大党的建设的研究专著较少，如《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七大纪事》《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总体看来，学界对于“中共七大与党的建设”的研究有许多重要成果与独到见解，但依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关于七大党建内容的系统性研究几乎付

诸阙如;二是未曾凸显七大在理论上对党建的重大贡献;三是关于七大党建理论时代价值的阐发也有待深化。本文力图以大量原始文献为基础，通过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论述七大党建理论形成的历史环境、理论贡献，并结合现实需要， 充分挖掘其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共七大的重大议题

政党是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实现其政治目标。早在 1937 年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中，就将“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15]（P4）作为大会的重要议程，并在此后始终将其明确规定为七大的重点议题，这是应对外界挑战和巩固自身发展从而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要 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应对时局转换的必然选择

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基本定局， 中国革命的局面已表现为国民党六大所昭示的专制腐朽的黑暗命运和中共提出的独立民主的光明命运这两种前途且处于激烈交锋之中。对此，作为中国革命领

导者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客观时局的迫切需要。

其一，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把握重大转型时期的历史机遇。中共七大前夕，正是中国百年以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广大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广泛动员起来;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历练中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带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重要政治力量; 国民党六大后独裁专制的法西斯野心得以暴露，其民间威信受到了相当损失。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表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16]（P97）面对着中华民族以巨大代价换来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必然要抓住历史契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前途。

其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极大增强自身的政治力量。任弼时指出：“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大”[17]，强调了实际政治力量在现实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 此时共产党的力量相比国民党来说尚处于劣势：国民党形式上掌握着全国统治权，有四百多万的海陆空军队，还有美英的全面援助。中共的根据地则是分散的， 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数、装备等与国民党相比也相差

甚远。然而党员、军队、武器多寡仅仅是评判政党政治力量强弱的外在指标，关键因素在于对内向心力和对外的吸引力、动员力等难以量化的内在品质。因此， 在这种客观条件相对弱于国民党的情形下，中共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与先进性进而增强自身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充分凸显了出来。

其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适应战略重心转变。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战略重心并贯彻落实新路线是政党政治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七大召开时， 抗日战争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然而国民党却在其六大上将中共视为最为危险的敌人，污蔑共产党提出的 “联合政府”是居心叵测的危害国家的口号，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要及时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具体包括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从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移，从而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服务。这种新的环境与新的政治任务使得中共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以增强全党共识、加强团结统一、提高政治能力以使党的战略转变、贯彻落实新的政治路线。

（二）解决党内问题的迫切要求

直面党内问题并及时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出逆境并且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共七大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心议题正是解决党内现存问题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

其一，总结历史经验，完善党建理论。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创新发展理论是中共的一大独特优势。然而中共七大召开受战争以及党内思想未统一等原因影响而被一再推迟，导致中共六大以来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关于党建的丰硕成果与重要经验都迟迟未能得到交流总结并写入党的最高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正式上升为党建理论、充实党章。毛泽东敏锐看到了七大将党内积累的正确经验理论化、决议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论新阶段》中强调七大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15]（P15）。刘少奇也在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历史斗争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15]（P261），体现了七大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完善党建理论的重视。

其二，消除山头主义，加强党内团结。高度团结是政党实力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然而七大前党内仍存在着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不少问题。一是在“肃反运动”和“审干运动”中的一些“左”倾错误造成部分党员情

绪不高。古大存对此直白指出，党在“情绪上有一点不太团结”，党员中间“酝酿着一股戾气，对团结是有妨碍的”[15]（P431）。二是国民党在中共七大前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挑拨。国民党不仅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利用叛徒挑拨中共，还在整风运动时， 借机针对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负责人进行离间。这些挑拨虽不致命，但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三是党内存在着的山头主义影响党的团结。由于革命需要， 党长期在交通不便的各个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这种分散的战斗状态直接导致了傅钟在七大上所指出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15]

（P498），严重阻碍着党的团结统一。有鉴于此，七大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影响党内团结的这几大问题从而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