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经济空间视角来看，地区竞争推动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了地区财力的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诸如区际壁垒与边界效应强化、产业同质化与产能过剩、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抑制等，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并进一步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9 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些都需要地区转变经济发展的单一竞争意识，加强地区合作，走向地区竞合，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如何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县域经济从竞争走向竞合是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道，有利于解决县域国土空间利用不合理、县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县域经济发展粗放、县域比较优势遭到冲击等问题，推动实现县域资源要素利用的合理化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和绿色化。

一、相关文献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从地区竞争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之谜”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与解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地区竞争的制度理论、地区竞争的发展阶段、地区竞争的基本单元等问题。

一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制度理论问题。一种理论是“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该理论试图从财政角度来解释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以前我国的高速增长，认为引起我国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原因之一是财政分权引发的财税竞争。Oi、Montinola 等认为，由于分税制的实行及其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施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1-2]。Montinola 等将此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支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当时的分权模式“财政承包制”[2]。另一个被广泛接受并引用的关于中国转型期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Maskin 等、Blanchard 等、周黎安认为，中国倾向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来从政治上奖惩地方官员及考核各级人事，由此展开的官场竞争导致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3-5]。此外，周飞舟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形成锦标赛制度的根源，而层层加码、预算软约束和公司化的地方行为能够促进短时间快速发展[6]。

二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发展阶段问题。陶然等研究了地区竞争的阶段性问题，认为我国的地区竞争模式也如同我国经济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模式一样，呈现渐进式变化[7]。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资本和劳动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并非地区竞 争的核心内容。在财政承包制下，地区为保护和充实税基，有较强的激励施行间接甚至是直接手段，使当地企业免受与外地企业竞争的损失，致使 90 年代初期就已出现地区

间贸易壁垒、产业重构等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受改革第一阶段各地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相对过剩、1992 年后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及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影响， 地区竞争围绕制造业投资逐步激化。虽然地方政府一直有积极性发展本地经济，但两个阶段仍存在着显著不同。

三是关于地区竞争的基本单元问题。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其核心是土地租税在多级政府间的分成。而此前，张五常在其论文中甚至声称，我国以县为主体出让土地并与上级政府和投资者

进行收入分成的体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 制度。在此制度下，县级政府作为土地使用权分配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土地授予 私人使用，而地区间激烈竞争引致高增长。他断言，县级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推动力[7]。

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肯定了地区竞争在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发挥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地区竞争带来的问题日益明显，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地区竞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相 关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包括产业同质化[8]、产能过剩[9-11]、区际壁垒与边界效应（或者地方保护、市场分割）[12-14]、地区经济不平衡[15]、公共支出结构扭曲[16-17]、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抑制[18-19]等。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实施过程中，地区合作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通过引入地区合作形成良好的地区竞合关系，有利于化解地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地区经济在发展中实现相对平衡。

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地区合作、地区竞合的问题。事实上，地区合作问题的讨论也并没有脱离地区竞争的现实基礎。从内容上看， 关于地区竞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合模式、竞合机制、竞合关系等方面。

一是关于地区竞合模式的研究。陈建军以长三角为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指出区域经济合作应逐步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导的模式[20]。曹阳等认为，区域合作以资源禀赋基础、经济条件基础、经济发展条件及行为实施者等为基础要素，基于不同基础要素的互补性以及不同支持网络系统内容的合作，将会形成复杂多变的区域合作模式[21]。

二是关于地区竞合机制的研究。曹洪等认为，合理有序的县域竞合关系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他们通过构建非对称性的县域竞合博弈模型展开分析，得出促进县域持久合作的机制应该包括资源整合增加合作利益、合理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完善的

政府考核机制四个方面的结论[22]。胡艳等认为，在合作机制上，要建立城市群利益的分享补偿机制，整合区域市场，相互开放， 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应通过有效的机制补 偿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23]。冉淑青等认为， 在欠发达地区应建立基于资源与利益基础 的跨省合作一体化共生机制，倡导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共荣合作、以经济合作为动力的共赢合作、以生态合作为压力的分配合作、以交通设施合作为拉力的共建合作[24]。

三是关于地区竞合关系的研究。孟德友等研究了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的问题，指出中部省际区域分工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且省际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25]。徐琴认为， 在改革初期经过最初的竞争磨合，自主探索互惠互利机制，建立了互补型的横向协作模式;在开放时期尽管内部竞争加剧但在合作的内在需求下形成了多种自发性的竞合联盟;在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将在各个相关领域建立开放、通达、紧密的“区域共同体”[26]。蒋永

穆等认为，受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围绕基础动力、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的不同耦合情况所形 成的动力机制进行演进，实现了“单向倾斜— 东西互动—全面统筹”的区域间良性互动 [27]。

此外，黄少安与牟娟等学者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合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前者将合作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推论出了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和动态演进的过 程[28];后者利用两政府博弈模型论证了地 方政府协作时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收益， 并通过计量分析验证了地方政府协调指標 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率[29]。安虎森等研究了相邻城市之间竞争与合作的 问题，认为通过加强相邻城市的分工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合作体，能避免城市对资源的恶性竞争，形成相邻城市合理分工、竞争共存与双赢局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