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读书或闲聊时，胡思乱想多了，觉得也有点儿意思，不记下来就忘了。但没时间写成正经文章或论文，就想到了近思录这种兼有札记性的方式了。并无效仿古人之意，仅取其字义，谓最近的想法录写而已。先大致写下来再说， 表达个基本意思，以后如何正经起来就看机缘吧。本来这第一篇想说三个问题，结果寒假和壬寅春节的时间不如我预想的宽松。匆忙赶稿，连一个问题都没谈全。主要是水平有限，还没想透。贺仲明教授主编刊物的发稿已经宽限我几天了， 最后只能以第一个问题的部分内容为题交稿了。写得不周全也不管了，行文也嫌糙。万一有高明屈尊拨冗赐教指谬最好。壬寅初七日沪宁雨雪间记。

新文学史或者说现代文学史的重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问题——准确地说，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我是由李遇春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引起的。该书的出版把一个旧话题置入新的研究视野中，拓展 出了一种新的探讨路径，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我对此的再度思考也是受到了遇春教授新著的直接启发。不久后又看到了栾梅健教授的文章《寻找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主旨评论李遇春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第一辑），栾文从遇春教授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三变”而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维空间”。我简称之“三变三维说”吧。从 文学史体系构成的结构角度看，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四维构成的体系，即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新文学。此或谓 之“四维说”。这一想就促使我把有关想法扼要地写出来，以备后续进一步研讨。

先要说明的是，所谓重构，主观意图当然有别于以往所说的重写云云。但也并无有意看轻或否定重写的意思。只是重构之意是想特别强调重新构造一种文学史体系内部组成结构的意图;对于文学史体系的主体或整体构成部分的结构性关系重组，是一种有关自身内部的结构系统的整体性调整和改变。重构改变的是原来文学史书写的生态面貌描述和历史逻辑演绎，也因此形成了新的文学历史生态、形成了新的历史逻辑及阐释方式，最终在历史叙述中归纳形成有关文学价值的重新评估结论。由此来说，文学史的重构不仅改变了历史书写逻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文学史的观念和文学的观念，是一种经由历史阐释而达成的文学价值观的理论重构。以往的重写文学史也许更多着眼于局部、段落或个案的改写或完善，至少并没有改变文学史主体构成的整体结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排列组合，意图彰显或抑制某种特定文学价值的地位，强制阐释的冲动或许显得格外明显一些，甚至表达动机多缠绕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方面。我现在所见、所谓的重构文学史，当然希望不同于此种意义或动机上的文学史重写;重构有着自身特定的学术观念（文学价值观、文学史观）支持、学术文献和史料基础、学术实践路径的新拓。

也许可以简明地说，随着现代俗文学、旧体文学的文献挖掘、学术研究和一般传播的推进——前者较早集大成标志如范伯群、汤哲生、孔庆东等几代学者论著，后者重大成果著述历年来有胡迎建、刘梦芙、李遇春等为突出代表（遇春教授提示我：最早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首次将民国旧体诗文正式入史），再次全面宣告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的语言生态、作品形态、结构逻辑、历史价值等，正在发生着无可置疑、不可逆转的学术路向演变。以现代白话和现代汉语、“启蒙—革命”意识形态为主流形式和内涵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作品一股独大、一统天下的历史描述及其学术观念，已经到了应该更新、终结的时代。换言之，新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和叙述方式应该要被重新审视、整体重构并应该予以学术史的再度全面阐释了。

这意味着：同时代的各体文学构成同时代文学存在形态的事实，特别是同时代各体文学的价值地位，不应该再继续受到功利观念、意识形态转型的强制阐释或判决。传统新文学史观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只有政治的刚性才是唯一重要的意识形态威权裁定——很难说启蒙文学、新文学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而发动了一场文学史革命。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成为现代文学正宗，同时却长时期剥夺了俗文学、旧体文学在新文学、现代文学主流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和价值地位。这种历史的“革命”霸权所衍生的偏颇、极端，特别是一元论的新文学史观，现在看来已经严重损害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和文学价值观的多元多样性，而且必然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后果，应该到了必须予以纠正和止损的时候了。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局部“重写”“改写”或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成为一种必须，更重要的是新文学史的整体性“重构”—— 生态、逻辑、价值地位的历史重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进行和完成的一种学术实践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