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为什么要学《实践论》呢?因为《实践论》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哲学著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讲到:“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硏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由此可见，两论是一部宏伟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而蕴含在其中的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发展仍然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是来共同重温两论之一——《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践论》的写作背景，第二个问题:《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及基本哲学思想，第三个问题:学习《实践论》的几点感悟及现实意义。

一、《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于1937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一个演讲，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有两个章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根据这两个章节改编而成。毛泽东为什么要写两论呢?毛泽东曾经说过，两论是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作的，是为了批判和清算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主观主义，特别系教条主义而作的，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作的。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和当时我党的发展经历有关，我们党当时是在一种一些错误的思想指引下前进的，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这种错误思想，凝聚大家的共识，因此写了两论。下面我们就着重讲讲当时的具体情况。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两论的产生，一共经历了16年。这16年我们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十分艰难的曲折的道路，我们有两次成功，第一次成功是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成功是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全国革命新局面的到来。这两次胜利给我们积累了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两次失败经验。第一次失败是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次失败固然有的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这样一种外部因素，但究其内因，是因为我党内部当时存在的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方针路线。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这种错误路线的主要表现就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伐战争过程中，陈独秀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野党的位置，因此放弃了对革命领导权的一种把握，甚至压制工农运动、取消了土地革命、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放弃革命武裝，对反对派实行的是全面退让。这样的一种错误路线导致我们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而导致了“4·12”反革命时，国民党打了我们共产党一个措手不及时，使得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人被杀害，许多组织被破坏殆尽，进而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第二次失败是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同样我们抛开敌强我弱的外因，究其主导内因仍是我党内部的错误思想路线。与第二次失败相对应的是，这次失败主要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具体表现在：不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经历，甚至拒绝、否认、忽视中国革命所累计的经验教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決议甚至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不加思索地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用来做行动指南。说白了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说怎么干就怎么干、马克思主义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干，不用考虑中国的实际。这也是毛泽东发表两论的直接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党是非常受共产国际重视的，共产国际把我党当成是东方支柱，我党长期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当然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领导关系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共产国际曾经极大的帮助了共产党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且打破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幻想，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和策略曾经快速的提升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步步强大以及中国革命实际情況的逐步变化和发展，在这时期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国革命没有清晰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就出现了主观上的错误，并且干预过度。王明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在他刚当上中共领导人的时候，就提出了个口号，那就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条件的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这个口号一经出现，就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王明就是这样怀着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的心，忠诚的执行莫斯科的指示。王明拒绝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拒绝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唯书，唯上，生吞活剥的理解马列经典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全然不顾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来片面的附庸共产国际。正是由于王明一系列的错误路线和方针，致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并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因此，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王明错误在哪里?王明的错误，关键就是替别人想的太多，这个别人是谁，也就是苏联，替自己想得太少，自己是谁，自己是中国革命，王明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因此，他成为了共产国际的附庸。

我们讲过，虽然王明并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却是倒背如流，因此，他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动辄就拿本本主义去教育人。他看不起毛泽东，甚至明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经常对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横加指责，认为毛泽东他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给毛泽东扣了许多的帽子，甚至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把毛泽东在军队的军事领导职务给裁搁掉了。因此，在苏区毛泽东就是长期挂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养病、观察、蹲点、督导、随军行动等等，毛泽东也是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手创办的苏区一点点萎缩，直到最后丢了个精光，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才使得毛泽东同志刻骨铭心，促使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一个大量阅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了担架上，还在读马列主义。红军到陕北之后，特别是1936年的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在西北吃了红军几次败仗，剿共的态度逐渐缓和，西北局势相对稳定，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彻底停止剿共行动，这就为延安争取了一段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使得毛泽东读书的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读书的时间增多了，再加上国内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被翻译和出版，同时还送到了延安，这就为他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还组织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组织了一个哲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里有一个非常著名学者，那就是艾思奇，大众哲学作者，毛泽东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哲学小组经常性的讨论关于两论的一些哲学问题，这就为两论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论就是为了批判党内错误思想路线，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做的。也正是以两论为基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成功的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二、《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及基本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