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检监察系统主题教育读书班上的党课报告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腐败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难题，被称为“政治之癌”。腐败治理水平成为衡量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发展道路、社会结构等形成了不同的腐败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管党治党的规律与特点，作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构建体制机制、实现战略目标”到“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从打通三者内在联系到“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一体推进“三不腐”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目标任务愈加明确，制度安排更加完备，工作要求更为具体，为锻造一个强大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有力支撑。下面，我讲几点体会，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生成逻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道路，是由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逻辑决定的，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理论和党建话语体系的独特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时间上不断延展、空间上逐渐覆盖、内容上相互关联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制度体系。反腐败斗争在继承优良传统中积累新经验，在思想理论创新中生成新话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统一、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统一、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哲学思维。

（一）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新逻辑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揭示了腐败产生与演变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强调，腐败是在私有制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新建立的国家政权还不完善，“有半贵族老爷式的玩具性的机构”，群众文化素养还有待提升等。因此，在经典作家看来，治理腐败既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对共产党人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又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加强自我监督，同时还要提高官员的文化素养和党性修养，“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败理论，又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创新。回顾百余年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发展的历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决定了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载体、手段也不断发生嬗变。毛泽东充分汲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直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难题，给出了“依靠人民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的答案，把解决问题的路径聚焦于群众对政权的深度参与和全面监督上，深刻影响了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理念和策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的思路，推动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在汲取一个时期群众运动给国家政治生活运转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党内逐渐形成了“反腐败要靠制度”的共识。江泽民从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出发，提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等廉政思想。胡锦涛把反腐败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部署，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这一重大课题，将其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立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布局，强调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从源头上拓展了反对腐败的领域。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腐败治理可被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极具创造性的探索。面对反腐败严峻复杂的新形势，具有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如何从惩治的威慑走向制度的规范，并达到思想的自觉，从而形成“必然”的氛围，是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腐倡廉理论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破解了腐败治理和实现自我监督的政治难题，在主体上强调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在运行机制上突出了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在策略上明晰了惩治监督教育、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的协同并重，实现了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目标，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原创理论，实现了新时代党风廉政理论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