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的内涵、意义、路径的思考

强党性、正党风、严党纪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正是因为有着坚强的党性、良好的党风、严明的党纪，我们党才能够历久弥新，始终保持勃勃生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久经考验而百炼成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党性党风党纪是党的建设重点内容，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为我们党克敌制胜、再创辉煌提供了坚实后盾。

党性党风党纪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通过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将日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目标将在兴利除弊的正确道路上得以实现。

一、形成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是管党治党系统思维的重要体现。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一定要对党性党风党纪进行科学的界定。关于“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干部都应自觉提升自身党性修养水平，无论何时何地都与党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关于“党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党的作风直接影响党的形象，党风好坏是体现党群关系的晴雨表，是衡量人心向背的风向标。关于“党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党纪松懈，全面从严治党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政治纪律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纪律，只有让党纪真正成为“高压线”，党的事业发展才能有保障。

（一）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的理论渊源

党性党风党纪是党的自身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党的建设影响重大，有必要对党性党风党纪一体化协同治理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奠定了党性党风党纪三者协同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

党性、党风、党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核心概念，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端。“党性”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恩格斯针对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他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由此，党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加以区别的标志。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使用党性一词，马克思谈到法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他认为法国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对蒲鲁东主义加以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拥有“党性”。恩格斯在表扬与蒲鲁东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拉萨尔时称赞他“有党性和抱负”。虽然他们的著作中未见对党性概念、内涵等的界定，但是从其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党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其成员的极端重要性。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性观念并进一步对其进行阐发，他从阶级的层面对党性加以认识，强调：“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他特别注重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党性，只有维护了党性原则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党性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所以党性一定要见诸无产阶级的行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列宁认为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伴随现象，在阶级斗争中必须要拥有严格的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党风的重要性，认为党风关乎无产阶级整体的形象。恩格斯指出；“我们就同那些企图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断绝了任何来往。”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赫希柏格等人的不良作风与其一刀两断强调了作风问题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此后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应该有“普鲁士作风”，要避免气量狭小，他们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和其成员的角度阐释作风问题而非从政党整体建设方面进行阐释，是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列宁对于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深恶痛绝，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和拖拉作风，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与群众密切保持联系，在群众面前展示良好的形象。关于党的纪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党风党纪的观点，并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将其发扬光大。毛泽东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党性进行了阐释，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认为，我们党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否则就没有党性可言，而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党性的表现。毛泽东利用辩证法进一步对党性进行解释，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普遍的性质、共同的性质，党性修养是与个人修养密切相关的，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邓小平强调要提倡党性、反对派性，党员干部要把党性放在首位，提升自身觉悟，与派性进行斗争。江泽民指出，党员干部要自觉进行党性的锻炼，在提升自身党性修养上下功夫。胡锦涛强调要将党性修养与党的优良作风联系起来，使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风问题历来是我们党所强调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其中一项便是整顿党风以反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必须加以整顿，党风包括学风和文风，强调一视同仁进行整顿。党的七大对于党的作风进行了高度概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使党的作风建设更为强化。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改进并端正党的作风，强调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江泽民提出要让党员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以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和党风教育。胡锦涛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党员干部的纯洁性不断加强。关于党的纪律，我们党成立不久便在党的二大上强调党的纪律，认为党的纪律同党的组织要齐头并进，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邓小平认为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一定要严格党的生活，杜绝不正之风的影响。江泽民、胡锦涛都对党的纪律作了大量的论述，强调党员干部要遵守党的纪律，严格按照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干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