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要增强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群体，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用辛勤付出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在稳定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作出了部署。2024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0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工作。目前我国还有1.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长时间在城镇就业、生活，但尚未落户城镇。因此，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所就业城市获得公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建立起对所就业城市的归属感、安全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色水平极为重要的一项标志。

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倾向”更重，且呈现出从个体化谋生变为家庭化迁移，在工作、住房、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更具多样性，其就业地和职业选择与教育环境、公共服务完善程度等息息相关。然而，目前围绕迁入地、迁出地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素仍存在一系列的堵点与困境。

公共政策缺乏家庭视角，随迁家属城市融入亟须系统性支持。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的户籍变化与人口有序流动的问题，还要有支撑从乡村到城市生活场景转换的体制机制。一是公共政策缺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针对随迁家属缺乏有效的政策优惠条例和帮扶措施，使得农民工举家迁移的流动成本更高，呈现出“1+1>2”的困难处境。二是家庭政策的对象具有局限性且存在跨部门协作难题。现有政策主要针对“五保户”“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而涉及家庭的公共政策内容复杂且政策实施涉及多个部门，执行中往往缺少牵头部门负责、跨部门协同。

教育机会与质量的差异使得随迁子女的流动难度进一步增强。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迁进入城市，但他们往往面临着入学不易、升学更难的困境，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受教育权和社会的公平和谐。一是随迁子女存在入学升学门槛。在部分城市的积分制入学制度下，随迁子女主要面临有无居住证、能否办理流动人口积分和积分值三道门槛。同时，超大城市为达成控制本地人口和保障本地儿童升学基本权利，通过设定比同级别城市更高门槛的异地中考政策来限制异地高考。二是教育分层现象突出。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生源较差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偏低，阻碍了随迁子女自身的发展与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