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

郇庆治

2022-07-18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新路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

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有机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为视角，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目标，从认识论层面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观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应符合以下三方面原则：一是自然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所提供的资源、环境及其他生态条件。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三是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性。如果人类无度破坏自然环境，就会导致文明衰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阐发主要从应然层面展开。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需要进一步从内涵和外延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明确概念界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有机融入生命共同体的理论范式，注重从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的维度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怎样的生命共同体等问题，从认识论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共存共荣的内在联系，以科学的理论范畴、严密的逻辑架构、深邃的历史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

科学阐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实际上，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必然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亟须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解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实际，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高度，科学阐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就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内在属性，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备要素和有力支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为保护而保护，而是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开辟了观照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全新理论视野，赋予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以深沉的理性力量和科学的辩证法则，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知与实践视域。

从文明观维度系统论证生态与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分析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需要运用历史思维，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看问题。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附于自然，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获得生存所需。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广泛利用自然，主要靠农耕畜牧稳定地获取自然资源，以支撑自身发展。传统工业文明时期，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自然观的影响下，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大规模改造自然，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毁坏森林的现象，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经过几百年工业化历程，今天的人类社会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年代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破坏加剧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强调“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指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站在对人类文明赓续负责的高度，科学阐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的新的文明发展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迷思，从文明观的维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赵建军

2022-07-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滋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传承发展“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自然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蕴含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意识、“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思想。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展现出一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理路，将人心与天命紧密联系起来。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并遵循共同的法则，因而能够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北宋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以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强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内在统一性。这些思想观点，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我国古代生态自然观中汲取经验、找寻智慧。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荀子·天论》中的经典名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并列举都江堰的案例，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自然观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生命之母，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哲学基础。

合理借鉴“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独具特色的发展观。唐代陆贽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认为自然生长之物和人力创造之物是有限度的，在使用过程中要有所节制。实际上，“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语》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中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讲：“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等，都是强调要遵循“天时”来进行生产生活，体现顺应规律、适度节用的发展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合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观，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之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深刻阐明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科学吸收“顺天应时、建章立制”的制度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国运用制度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历史十分悠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周礼》中就有虞衡制度的相关记载，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在我国，虞衡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清代。此外，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也有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规定。重视生态制度建设的观念，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深刻总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指明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强调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强保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

张云飞

2022-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