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书院招生宣讲会上的讲话

我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鼓一鼓劲儿，因为我认为**书院真正代表着咱们的教育方向，下面我要认真地阐述一下这个道理。在收到书院的邀请时，我在半小时之内，就把题目报了出来，这就是“**书院的‘教’与‘学’”。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一个缘起，三个层级，五个步骤”：一个缘起，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思考；三个层级，是说现在高校里边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教育；五个步骤，则是我对**书院教育理念的一点思考。

一、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反省

从哪儿说起呢，我先给娃娃们真诚地汇报一下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反省。虽然教师是一种职业，但我毕竟首先是一个人，我应当从人的角度来反省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大前提，我把这个大前提给大家提出来，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诗经•大雅》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哲妇”自然是指苏妲己，“哲夫”则指的是像周公这样的人。在孔子将要去世的时候，也曾作《曳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这里就引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哲人”，“哲人”和咱们所说的哲学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究竟在哪儿？我建议大家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德里达到中国来访问，说了一句：中国没有哲学，但是中国有思想。结果中国哲学界马上就开始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作为民族自尊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开了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复旦1978级入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且拿了终身教授，现在北师大兼职的倪培民教授，他说在海外一看到大陆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原因是什么？他说这就像是弃儿乞求认领一样的心态（真正的民族自信根本不需要这样来表达），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破解。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哲学家，但中国有一代代的哲人，哲学家和哲人的区别在哪？哲学家创造了一套理论体系，但这个理论体系可能体现在他的生活中，也可能根本就不体现。这就是以哲学为职业的哲学家。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卢梭写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结果中国人说这卢梭是个双重人格，一方面教导别人怎么样爱自己的儿女，但另一方面他却根本不管他的儿女。其实这是中国人才有的幽默，西方人没有，卢梭也可以辩解说，我不把我的儿女送到乡下去寄养，怎么写我的教育学著作？我只有把他们送走了，他们才不捣蛋，我才能写书。但这也说明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教育，他是以知识体系表现出来的一套理念。但是这套理念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不一定。可是从咱们的“哲夫成城”到孔夫子的“哲人其萎乎”，这个“哲”首先是人生之哲，他的智慧就体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就做人而言，哲人的要求比哲学家的要求要高得多。中国人用哲人的标准来看那些带有光环的人，所以哲人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至于中国哲学有没有体系，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就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说中国哲学没有外在的、形式化的体系，但有内在的、实质性的体系。20世纪，我们这些钻研中国哲学的人，就是试图把古人的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像《论语》中，到处是随机指点性的话语，在这儿说两句、在那儿说两句，但是孔子却明确的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就说明，其思想有非常强的内在体系，问题是后人应当如何把他思想体系给诠释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先远远地给咱们树立起这个“哲夫”和“哲人”的标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至于现在的学者经常编一个知识体系，在大学的讲堂上讲一通哲学概念，说这就是哲学家。我在这里可以用黄宗羲对祖师禅的讽刺来举个例子。修炼祖师禅的人必须凭借一通道具，黄宗羲用了一句非常辛辣的讽刺，说这些人“放下道具，便如愚人一般”。就是说当你拿着道具登台说法的时候，你是祖师禅的大师。可是当你放下了你的道具，结果你和平民百姓完全一模一样。对中国人来讲，这样的哲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哲学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想首先树起“哲夫”、“哲人”的标准，请记住这个标准，然后我再给大家汇报我对哲学之“教”的认识。

我是78年上的大学，82年大学毕业。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所以一分到单位你就是教师，然后呢教研室主任就给你安排课，如果你想上课，外面有课也给你介绍，就整天忙着上课。85年，我在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哎呀，那一天的紧张程度，你们这些娃娃身体肯定吃不消。早上天不亮骑着车子到师大来听四节课，中午在师大吃饭，吃完饭赶到**。当时**在**，我在那儿上四节课。我的课堂，来**书院上课的娃娃都知道，如果能不休息的话，我是绝对不休息的。四节课一口气上完，上到6点，然后跳上车子，赶回教育学院。晚上7点还要给教育学院上课，有1个小时在路上随便吃点饭。骑着车子，从（晚）7点到10点，给**市进修的教师上3节课。然后十点半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蹲，人就缩成一团了。上一整天课，对气的消耗太大了。人在讲课时候大声说话，非常耗气，我就坐在沙发上抱着茶杯就一下就缩成一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贫困，我们也贫困，我不断地在**市这四郊上课，长安县、户县、坊新村、土门、纺织城，这些地方的课我都上遍了，那时候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时候，生活状况有所改变，评了副教授，收入也高一点了。这时候来个朋友、来个亲戚，不担心在外面吃顿饭、喝顿酒了。工资从最开始58.5到80再到120，一上了副教授之后就拿到400块钱了。虽然物价在涨，但是生活方面的待人接物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个教师虽然是一种职业，但是我不仅仅是干教师这个职业的，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按照现在的样子，我就有可能以这种忙忙碌碌的上课终结我的一生。

这时候，一次偶然在《读者》上读到了一则小笑话，这个笑话说起来非常简单，大家司空见惯，但一下子就触动了我。那是台湾的一个教授写的，就说如果教师给学生们说：“我用手指头触一下含羞草，含羞草的叶子马上就卷缩回去。”这个学生都能明白，它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为什么是含羞草？因为只要有人一接触它，它的叶子马上就缩卷。但这个教师把说法一变，你看这些学生有什么表现，教师说：“如果你给植物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反应。”结果这些学生马上掏出笔记本，赶紧记笔记。我由此想起我们给学生灌输的这一套知识体系性的教育，真的和学生的身心性命、和学生的做人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吗？这可以说是我对这个问题思索的起始。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讲课当中，把“我用手指头触摸一下含羞草的叶子，含羞草的叶子马上缩卷回去”，堂而皇之地在课堂上表达为“我给植物加上一个刺激，植物马上会做出它的反应”，然后学生马上开始记笔记，有没有这种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咱们是把知识不断的稀释化，稀释到就像咱们现在时髦说的“鸡汤”。然后呢，你们就像是机械化养鸡场、养鸭场里面一波一波的鸡和鸭。这件事是我真实经历的，我在咱们**书院开张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事情。

大概是01年，我乘坐咱们的校车从田园都市那边拐过来，到这来上课，但六点多是堵车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架着高高满满的大卡车和校车挤在那里，你向前挪一挪，我向前动一动，就这么挤着。我就在边上坐着，这时候就看到对面儿非常小的笼子里面，有一只只的鸡，这些鸡是从现代化养鸡场运出来的，它们完全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等车再向前一点，我就问起对面司机，这些鸡养了多长时间？这师傅说这鸡养了快50天。我说把这些鸡送了干什么去？他说明天十点钟以后，它们就会出现在**大小的餐桌上。我忽然一下想起这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其实对于现代的教育体制，我也是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下，我们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明天早上十点钟以后，这些鸡就上了饭店的餐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一趟，我们是不是一工作就三十年，然后退休回了家里面，这一生是不是就像只鸡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想，但是我不敢找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坐在那里流泪。我想如果人的一生将这样度过，其实不过是比鸡度过更长一点时间而已。比如说鸡是48天，人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不到48年，是不是这么个样子？所以我一下子深刻地理解了那些鸡茫然失措的眼神，现代文明把现代人在现代的传送带上“滚动”地失掉了人的本质。我也同样带着一种茫然失措的眼神，所以我一个人坐在那流泪，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任何人说，因为我如果给人一说，人就说这家伙简直矫情的很呐，人家看《三国》流眼泪，你看这些鸡也流泪。我说鸡是不是一种生命？鸡作为一种生命，和我们人作为一种生命，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只鸡还没有在农家小院里成长过，它还没有在沙土里面找一只虫子，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找一个麦粒；它都是吃饲料，随着流水线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就上了餐桌。其实现代文明、现代体制对人也同样如此。娃娃你们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当时在咱们书院开张的时候，就举了这个例子。

然后又过了几年后，我觉得我脑子越来越清楚。在咱们学校的通识教育中心成立大会上，尤西林老师也把我叫去了，说你一定要发表看法，因为你是真正研究儒学的，我们希望从儒学的角度听到这方面的批评。当时咱们的书记、校长也都在座，因为我这个人自小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一种摁都摁不住的性格，只要我想说什么，那是肯定要说出来的。我当时就对通识教育提出来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变，一、尊重人性；二、捍卫人道；三、开拓人伦文明。这就是人的使命，是儒者的使命，也应该是通识教育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看到大学里面丢失了人文精神，想通过通识教育的方式把人文精神找回来。但要把人文精神找回来，没有这三个“人”，是绝对找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