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讲第5把“符号锤”——口语的韵味。这个韵味来自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3方面来看：第一，这个韵味来自于“声音”。语言的第一属性是什么？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就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强调的：口语处于首要地位！是先有口语，还是先有文字？肯定是先有口语。人类历史上有数以万计的语言，只有106种语言使用过文字或产生了文学。现存的3000种语言中，大约只有78种语言有书面文献。交流的本质是“声音”，就算你在阅读文字的时候，脑子里也会不自觉响起一种声音。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所以，语言首先是一种口语现象，“口语”在一切交流中都处于首要地位。第二，这个韵味来自于“传播”。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来看，概念最大的是语言，然后是文字，文字下面又包含口语文字、书面文字。但归根结底它们的根本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播”，凡是与这个中心目的相违背的，都是耍流氓。讲一个“秀才买柴”的故事。一个秀才看到一个挑担卖柴的，喊道：“荷薪者过来。”卖柴人听懂了“过来”两字，就过来了。秀才指着柴问：“其价几何？”卖柴人听懂了一个字：“价”，就告诉他了。秀才又摇头晃脑地说：“其薪枝多而茎少，烟多而焰少，请损之！”意思是：你这个柴小枝多、大段少，烟多、火不旺，便宜点吧。卖柴人一个字也没听懂，扭头走了。秀才的话有没有文化？有！但有没有用？没有！这就是我们在文稿写作中经常犯的“书生病”“拽文病”。你老老实实说“人话”就行了，非得故作高深，别人听得难受，没有传播效果，一切都是白费。书面语的传播力低于口语，这不是什么原理问题，这是生理问题。第三，这个韵味来自于“互动”。口语毕竟是琐碎的、不成体系的，经过人们的不断加工、提纯，最后转化为书面语，我们得到了书面语的精准，但也使得它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每一个文字，在诞生之初都是伴随着语境的，这就是口语的另外一大优势：可共情、能互动。比如，1983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现代化建设，讲了著名的“八字”方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正是这两句大白话，把保民生与抓发展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句大白话翻译成书面语，应该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样是八个字，但我们会发现，很明显前者更有温度，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有烟火气。好了，以上是道理的“心法”，下面我们谈谈实践的“技法”。这个技法不太好写，因为“口语”这把符号锤特点就像口语一样，虽然天天嘴巴上讲，但真要总结，好像又没什么特点。这个时候只能再次翻开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整整四册、64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从嘴巴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准备以这本书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素材，尝试着去摸一摸“口语”这把锤子的门道。从文本形式上，我将其分为“字”“词”“句”三大类：01字所谓“字”，就是口语化标题出现频次较高的字，主要有这么一些：了：我们每个人讲得最多的一个字，也许就是“了”，作为一个语气助词，它天生就有口语基因。1985年1月，李瑞环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的记者谈话，他用“十个了”，讲述了天津发展之变：天变青了；地变绿；房变多了；路变宽了；水变甜了；害变利了；脏变净了；破变好了；难变易了；城变美了。1994年2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领导小组会上，他用“三个了”阐明了什么是大是大非：祖宗留下这块地皮，不能叫我们给搞小了；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不能叫我们给搞丢了；革命先烈留下的好制度，不能叫我们给搞坏了。这与总书记2012年强调的“三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2011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也是用一组“了”作标题：能耗低了、排放少了、低碳俏了，讲述江苏昆山节能减排的发展实践。来：“了”字嘴上说得多，但“来”字纸上写得更多，它是口语化标题中的常客，并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全场景作战，十分了得。比如，在民主生活会上，它可以辣味十足：要把身段“放下来”；要把问题“摆出来”；要把群众“请进来”。在部署讲话中，它又可以态度鲜明：规矩立起来；底线划出来；作风严起来。在动员鼓劲中，它又可以鞭策加油：动起来；实起来；紧起来；跑起来。在阐述工作方法的时候，它又很会循循善诱：需求摸上来、政策送下去；问题收上来、服务深下去；力量聚起来、资源引下去。当然，面对党的二十大这样的大场面，也少不得它的身影：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不：这个字可是老熟人了，“重复”“辩证”这两把锤子里都露过脸，到了第五把锤子，还是绕不过它。1985年5月，小平同志提出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引起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高度重视，他亲自主持撰写了10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37年过去了，这些文章依然篇篇经典！其中的第三篇《民心所望》，就谈到一个话题：领导的威望从哪里来？李瑞环用“三个不”从反面给出了答案：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在谈到实事求是这个问题时，李瑞环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三不”原则：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经验出发；不能从想象出发。在谈到部分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浮漂时，他用“四个不”，将其分成四类情况：有的不想干，凑凑合合过日子；有的不肯干，讲得漂亮不见行动；有的不敢干，怕得罪人；有的不会干，缺乏工作能力。记得有次，为领导准备一个数字化方面的材料，自己就把“仿写”这把锤子拿来，将“四个不”化为“三个不”，作为个别领导干部在数字化时代的短板不足：有的觉得年纪大了，不想学；有的只是应付了事，不真学；有的感觉没大用处，不深学。把：“把”字句和“被”字句是小学语文的两大王者，其实在日常生活里，“被”字句只能被“把”字句吊打，没办法，“把”字句太硬核了。直接举例：把目标吃透；把短板补齐；把优势用足；把基础夯实。又如，要把成绩总结好；要把形势分析透；要把思路谋划实。此外，“把”字还有一种用法，那就是变身“一把”，放在后面：送上惠企“及时雨”，倾情帮一把；送上稳企“定心丸”，倾心扶一把；送上助企“新动能”，倾力挺一把。02词一讲到口语化的“词”，不要就想到“大合唱”“试金石”“方向盘”“定盘星”，这类比喻型“三字经”是一把双刃剑，用得精准会增色不少，滥用泛用则被反噬。正如第一个把雪比作柳絮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我们就不要去做第三个、第四个了……写文章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比如，邓公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朴实无华却字字珠玑。习近平总书记对网信工作的重要指示，就三句话：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这就是一套天然的标题啊！掏出“仿写”锤，我们也可以做出一套，比如，针对考核工作：走前列是总要求；多加分是硬道理；不扣分是真本事。又如：在成效上见真章；在特色上显精神；在排名上见高低。又如：给人民群众“行方便”；给基层一线“分压力”；给我们自己“压担子”。上面都是三个字的词，其实两个字照样可以，比如，2002年李瑞环在京剧音配像总结会上对“发展”作了这样的解释，发展就是：继承前人的成就；借鉴别人的经验；结合时代的特征。我对这段话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全是常用词汇，也没什么修辞技巧，但越琢磨越有味道。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也许这就是“观点”的魅力所在吧。朱镕基同志的讲话也是如此，简洁明了、一针见血。比如，1993年在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网络第八次年会上，他对信息工作提了三点要求：第一，要真实，得说真话；第二，要及时，不马后炮；第三，要准确，不讲错话。同样，在1994年房改工作会议上，他告诫各地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了这么一段话：有钱就干，没钱就别干；今年、明年不干，后年还可以再干；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干。是不是同样言简意赅、直指人心？03句句子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俗语谚语，另一种是修辞手法。第一类：俗语谚语。俗语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句子，一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口语形式，都是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二是十分通俗，一听就懂、一目了然；三是短句韵语，一般都是小短句，往往还押韵合辙。李瑞环讲话中经常引用俗语谚语，比如，1988年物价问题成了老百姓关注的问题，群众意见不小，他就引用了一句天津老百姓的顺口溜：“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在讲到一些不担当、不作为的领导干部时，他说老百姓是这样评价的：“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见着问题就抹，见着矛盾就溜工。”又如，1986年天津道路交通问题严重，他直接引用工人们的调侃：“早晨上班是‘吉斯’（挤死），晚上下班是‘奔斯’（奔死），一天工作吃‘琪司’（气死）。”当然，他最出名的“顺口溜”，还是谈改革的那句名言：“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这是李瑞环长期倡导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看法与说法》中被反复提及。如果我们把它替换为：蹄疾步稳、循序渐进，意思是对上了，但味道却没了，这就是口语的韵味。他还有一大段经典论述，堪称俗语谚语的集大成者，那就是前面讲到的10篇评论员文章中第2篇，我在这里直接摘抄一段：我们有些同志沾染的坏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这一段话是一座大富矿，俗语谚语穿插其间，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脑子仿佛已经有了画面。每当写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翻出来，其中的一些金句稍加改动，就是一组好标题。比如，在一次会议中，梳理出了“两多两少”：坐而论道的评论员太多；乱吹哨子的裁判员太多；实干担当的运动员太少；一往无前的冲锋员太少。习近平总书记也常常引用俗语谚语，在讲到依法治军工作时，他说道：“部队流传一句话，“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有的领导讲，都按条令条例办，还要我干什么？这说明，在依法治军问题上，一些同志认识很模糊。现实生活中，有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一个将军一个令”，搞土政策土规定。”写俗语谚语类的标题，一要大量占有，二要用得精准。平时可以专门建个文档，日积月累下来，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比如，这一组讲项目双进的标题：项目体量不大，“小马难拉大车”。项目储备不足，“水浅难引大鱼”。要素保障不够，“少米难为良炊”。项目推进不均，“好局难成好事”。第二类：修辞手法。修辞手法与俗语谚语是有交叉的，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它既是比喻，又是一句俗语。我将其单列出来，更多的是出于实战考虑，因为俗语谚语重点在引用，属于被动技能；而修辞手法则有更大自主空间，属于主动技能。修辞是打磨标题的一大利器，所以我将其作为自己七把锤子的压轴之锤。因为后面还会讲到，所以，这里就尽量简单一点。口语化标题的修辞手法，用得最多的其实就两种：比喻和对比。关于比喻：李瑞环有很多经典案例，这里我略举三个：第一个是关于温州的。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温州模式”，却饱受质疑。在温州处于姓“资”姓“社”争论的风口浪尖之时，李瑞环来到温州，讲了一句：先生孩子后起名！他将温州模式比喻为孩子，告诉大家有些东西不要急着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正是这句话，给当时的温州带来了莫大支持。第二个是关于文物保护的。上世纪90年代，我国文物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大规模城市建设造成的文物破坏屡禁不止，盗窃、盗掘文物的歪风甚嚣尘上。针对这一情况，李瑞环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专门提出文物事业的工作原则：先救命后治病！他将文物比作人，强调要抓住重点，急事先办，把有限的力量首先用于抢救那些快“断气”的孤品、珍品上去。这句话统一了社会上对文物工作的不同认识，让广大文物工作者一下子有了工作方向。关键是这两个“先后”句式一致、如同孪生，看来他老人家也爱用仿写锤。第三个是关于城市管理的。李瑞环在担任天津市长时，在城市管理上想了很多主意。他说：大城市为什么不好管？就是因为大。我有个笨说法，叫把大城市变成小城市管。具体就是四句话：横的切块；竖的切段；大的变小；长的变短。用他自己的话说，管理城市就像切灌肠、切豆腐，一块一块弄，是不是有点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感觉。关于对比：这个多少有点辩证+口语的意思，就是把一对口语化的词汇放在一起，在反差中体现冲击。比如，1988年李瑞环在天津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用了“四个只讲、四个不讲”，来告诫党员干部决不能背离党的立场：不能只讲金钱，不讲政治；不能只讲当前，不讲理想；不能只讲享受，不讲奋斗；不能只讲个人，不讲集体。我自己也依葫芦画瓢，做了一组类似的标题：不能只讲空理论，不讲实道理；不能只讲大原则，不讲细举措；不能只讲好成绩，不讲真问题。好了，技法就讲到这里吧，照例最后再啰唆一把。口语这把锤子在使用的时候，关键要用好“三步走”：第一步，心里想什么，纸上写什么。面对一篇稿子，首先要清楚自己要什么，把最想说的话写在纸上。不要管是不是精准通顺，也不要担心什么格调水准，就是要“我手写我心”。从经验来看，凡是念念不忘的东西，往往都是很特别的东西。我们的标题可能就藏在里面，不管什么样子，先写出来再说。第二步，平时怎么说，手上怎么改。写出来以后，就要进行逻辑化处理，对“毛坯料”进行打磨加工。在打磨的时候要遵循一个原则：平时怎么说，手上怎么改，这样改出来的才有生活味、烟火味。老舍先生写口语堪称一绝，他曾经提出过“耳朵监督嘴巴”，就是动笔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连“了”“啊”“吗”一个虚字都不轻易放过。第三步，读着有口感，听着有味道。还是那句话，文稿绝对不仅是视觉活动，更是听觉活动。光还看不行，还得读起来口感清脆、朗朗上口。文章就像拉胡琴，“读”就相当于试弦，声音不对就要马上调整。不仅要念给自己听，更要读给别人听。因为自己的耳朵跟自己的嘴巴太熟悉了，别人的耳朵往往更挑剔、更可靠。最后，摘录一段老舍先生的话：“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最亲切的文字。所谓亲切，就是普通的话，大家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不是用了一大车大家不了解的词汇字汇。”这个道理，商人们好像比我们理解得更透，不信你看：借呗、花呗、饿了么、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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