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汇编27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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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走廊”：连接延安的红色生命线

昌邑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是连接胶东和内陆腹地之咽喉，自古就有“胶潍走廊”之称。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山东昌邑、潍县、寿光三县北部开辟了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东北部榆树园子村，主体为昌潍根据地、中心在昌北的“渤海走廊”，架起了胶东根据地、沂蒙根据地和延安往来的“红色生命线”。

“渤海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

全面抗战开始后，山东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发动武装斗争，加快各根据地建设，在齐鲁大地逐步创建了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反复“扫荡”“蚕食”下，夹缝中生存的根据地相距较远、联系困难，还没有连成一片并且不巩固，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线，方便在军事上互相援助支持。同时，地处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作为全省军事政治中心却相对封闭、地瘠人贫，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在那个时期经费也异常紧张，而胶东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特别是山东招远是当时全国黄金的主产区，登、莱两州黄金产量更是占全国总产量的89％，胶东地区的财力、物资恰是省委和党中央所急需的战略资源，建立秘密输送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尽快打通“渤海走廊”，畅通胶东与鲁中、清河之间的联系。此后，在清河、胶东区委和山东分局关注支持下，随着党政军建设的加强，“渤海走廊”逐渐建立起来。

保卫“渤海走廊”开展的伟大斗争

“渤海走廊”开辟创建于最为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我英勇的昌邑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确保了“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

一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昌邑是山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抗战前一年成立县委。抗战开始后，在中共鲁东工委领导下，昌邑发动了著名的瓦城起义，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后与第八支队合编后东征西战，为巩固、形成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显著作用。“渤海走廊”形成后，胶东、清河以及后来的渤海区委高度重视昌邑党的建设。到1942年，全县已在19个乡、34个村建立党支部，党员总数1043人。无论敌人多么残暴、形势多么严峻，这些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从1940至1943年，昌邑先后重建改建了7次县委，包括第一任县委书记张智忠、副书记王炳亮等在内的十几名党的领导干部光荣牺牲。正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了光辉形象、播撒了革命火种，使他们在保卫“渤海走廊”中看到了希望、感到了力量，坚定了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行动。

二是广泛发动武装斗争。当时我党政军民面对的是数倍甚至十几倍力量的敌人，“渤海走廊”沿线基本上是一望无际、毫无遮掩的盐碱海滩。就是在这种敌强我弱、地形不利的条件下，我英雄的党政军民遵循人民战争思想，创造性地开展了以改造地形、健全情报网络、伏击歼敌、围困据点、破坏敌人设施、反伪化、反奸特和瓦解日伪等形式为主的对敌斗争。在渤海湾畔的柽柳林里、胶潍平原的青纱帐里，我抗战军民与日伪顽斗智斗勇，走廊沿线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险象环生、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他们发动群众在开阔地带大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形成主干沟和干支沟相通、村与村相连的战地交通网，挫败了敌人的“长途奔袭”战术。他们把情报工作做到敌人的司令部，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了被动应敌的局面。他们组成一个个游击小组，化装渗透、隐蔽出击，锄除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他们主动利用地形地物，设伏蹲点、突然攻击，痛歼下乡“扫荡”的日伪顽，并创造了以小股武装力量一次伏击战俘虏2名日军，和依靠民兵力量生擒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敌飞行员山田井马的战例，在当时军区部队引起极大轰动。

三是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在保卫“渤海走廊”的伟大斗争中，昌北开展民主选举，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庄户汉”第一次行使权利，选出自己信赖的区长、乡长、村长。开展经济互助、发动减租减息，实行开荒种田，增加群众收入。通过文化宣传、组织妇女“识字班”、军民“冬学”运动，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在党的号召下，第一次有秩序、有纪律地组织起来，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支持并保卫“渤海走廊”。在一次次保卫战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无遮无掩的荒凉海滩上化身一片片“青纱帐”，年迈老人、儿童团团员、基干民兵等踊跃上阵，誓死护卫过往干部、战略物资。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以极大热情全力支援前线，他们自发给部队送给养、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竭尽全力做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在他们背后，是一场场感人至深、引人泪目的生动情景：有甘冒生命危险一个月护送抗日部队和干部达20多次的抗战堡垒村，有“一门四英”“一门五英”甚至“一门六英”的革命家庭，有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掩护干部转移的大娘，有连续几天几夜摇橹划桨护送过往部队却分文不取的潍河老船工，有宁愿自己睡凉地也要让战士睡热炕头的年迈老大爷……正是这些千千万万最普通的人民群众，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渤海走廊”的地位作用

“渤海走廊”长约120里、宽约10里，像一条带子，东西两头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胶东与鲁中的另一条通道“滨海通道”被日伪军切断后，直到1943年，“渤海走廊”一度成为“敌必攻、我必守”的胶东通往清河、进而转去鲁中的唯一通道。在那段极为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护送过往干部、协助跨区调兵、密运战略物资三大历史作用，为山东和全国全面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批示、文件、情报从这里来往通过。据考证仅1940至1943年，就护送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2400余人，传送各种文件、信函、情报300余件，使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抗战指示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在政治上保证了胶东、清河与山东分局和党中央的联系。

二是保证了胶东与清河、鲁中之间的跨区调兵。经“渤海走廊”自西向东行进的部队有力支援了胶东地区，使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加强；而自东向西行进的胶东部队也为清河根据地输送了有生力量，尤其是到解放战争期间，胶东部队通过走廊直接参与到潍县战役、孟良崮战役、张店和周村战役乃至济南战役，为山东抗战和解放战争决战决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密送了大量的黄金、药品、军火等战略物资。面对长期抗战中我党政军经济生活异常困难的严峻形势，“渤海走廊”沿途军民义无反顾担负起密送棉花、粮食、药品、武器弹药、食盐等战略物资特别是护送黄金的重任，在经济上保证了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作战、生产和生活需要。其中从胶东招远经“渤海走廊”送到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黄金约16万两，无一两丢失、无一人携金叛逃，有13万两安全转送延安，为困境中的党中央解了燃眉之急。

“打老虎”始于何时

在党史上，“老虎”指的是较大的贪污分子。“打老虎”指的是严肃惩处一些大贪污犯。从我党历史发展来看，“打老虎”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其中，“打虎”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1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教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错误认识。1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三反”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华北军区政治部一名副科长兼任电影院的经理后，两年多来贪污灯片费、包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1.2669亿多元（相当于现在1.2万多元）。1月21日，这名副科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军法处严惩。到2月5日，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老虎”108只、小“老虎”649只，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在“打虎”过程中，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严格检查核实，实事求是甄别，“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并举。

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审判程序。

“地震英雄”和贵华：不惧生死勇救3名儿童

新华社昆明11月29日电（记者字强）1996年2月3日，云南省丽江、迪庆交界处发生7级大地震。23年过去了，在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中镌刻着一位英雄的名字——和贵华。生死瞬间，他用年轻的生命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3名儿童，自己却壮烈牺牲。

和贵华，纳西族，中共党员，1964年11月出生，1982年7月从云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丽江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一级警司。

14年从警生涯，和贵华从普通民警到副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长，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他出生入死，常年超负荷地忘我工作，特别是担任刑警队长后，不顾身患疾病，顽强地带领民警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刑警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曾荣立三等功，还被人们誉为“神探”。

1996年2月3日晚，和贵华到丽江县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大案件。傍晚19时许，和贵华正在一位村民家了解情况。突然间，大地猛烈震动起来，房屋不断颤抖，围墙纷纷倒塌。

“地震了！”和贵华凭着职业养成的敏捷反应，迅速跨越到院子中的安全地带。村民也纷纷往院子里跑。和贵华猛一回头发现，在屋子里玩游戏的3个小孩不知所措，吓得哇哇直哭。没有片刻犹豫，也没有呼喊，和贵华转身就向屋里冲去，双手搂挟着两个小孩，顺势甩到了院中。此时，房屋正加速倾斜。

面对死神的威胁，和贵华没有任何迟疑，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最后一个小孩，周围的群众惊呆了，大声叫道：“别进去，房子倒了！”和贵华义无反顾，冲进屋里，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用身体挡住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可刚迈出两步，伴随着一声巨响，两层楼高的房屋倒塌了，和贵华本能地弓腰把孩子护在自己的身下，倒塌的梁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顷刻间，他被埋在废墟之中。

村民们呼喊着和贵华的名字，冒着余震危险，搬走瓦砾，挪开柱子，把和贵华抬了出来。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只是手上擦破了一点皮。和贵华则口吐鲜血，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遇到危险，别人可以退，我们人民警察不能退；即使需要我们去牺牲，我们也要勇于献身。”这是和贵华曾经跟战友说过的话，他用英勇举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96年3月7日，和贵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被云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97年，和贵华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时光飞逝，每次提到丽江大地震，人们都会想起英雄和贵华。沧海桑田，英雄曾经奋战过的这片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玉龙雪山脚下，旧貌换新颜，城乡都建起了牢固的砖瓦房，英雄用自己生命救出的小孩如今已成家立业，生活在幸福美好的新时代。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57年10月，苏联将一颗名为“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宣告了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紧随其后，1958年1月，美国成功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地球预定轨道。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准确进入预定地球轨道，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也掀开了中国向浩瀚宇宙进军的璀璨篇章。

“东方红一号”卫星也与核弹、导弹一起，被称为“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亲历者说

戚发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

随着卫星设计方案的不断修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已经从起初的150公斤，增加到173公斤。不仅如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必须达到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即“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当时，国外严密封锁，研制人员不要说完整的资料，就是卫星样品也没看到过，基本的研制条件更不具备。

拿实现“听得到”来说，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有很大难度。考虑到地面的元器件没有经过上天考验，研制人员以高稳定度的6个音源振荡器代替“音键”，用程控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发音，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确保“东方红一号”奏出了《东方红》。

我们在地面上直接听不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的乐曲，需要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天线发送、地面站的接收，再由电台转播。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后，拉杆式的短波天线必须展开，才能确保《东方红》乐曲信号被地面站接收到。

要确保天线在太空高速旋转状态下顺利展开，对于当时的研制团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来做仿真模拟，只能完全依靠地面试验。多次失败，大家没有气馁，在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带领下，研制团队对天线结构作了重新设计和改进，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不仅要干出来，更要干好，确保成功”是当时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真实写照。通过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攻克了一个个不可能，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运行了24天，不仅顺利通过了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更圆满完成了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与此同时，由于“东方红一号”重量超过了前4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总和，中国卫星更创造了人类航天史上新的纪录。

知识链接

我国空间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68年到1977年的起航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在探索中实现了初步突破，相继将“东方红一号”卫星、“实践一号”卫星等送上太空，拉开了宇航各领域筑基的序幕。

1977年到1986年的耕耘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实现了从试验到实用的转变，研制的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返回式系列卫星等相继成功发射。

1986年到1999年的提速阶段，引领我国空间技术全面转入工程应用。科学探测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传输型遥感卫星等多个卫星系列和领域先后形成。与此同时，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第一代导航卫星也进入了研制阶段。

1999年至今，我国空间技术进入了实现重大突破的攻坚期。中国航天人拉开了北斗导航全球系统建设大幕，创造了神舟五号和嫦娥一号两项中国航天新的里程碑业绩，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圆满完成第一、二步任务目标；高分系列卫星相继发射和投入使用，我国空间分辨率迈进亚米级时代。

参观贴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老厂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3号）竖立着一块“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地”的纪念碑，这里曾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结构件研制的主战场。在这里，老一辈航天人克服艰苦条件，攻克了大面积镀金、仪器舱罩焊接等一项项技术难题。2018年，厂区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

“儿童军”：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于1932年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34岁，韩先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20岁上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是一支年青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急令第40军第44师在老河口（今光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着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陕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克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

鄂豫陕省委审时度势，于1935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26、27军会合，以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能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把自以为是“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月，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了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1936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惧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永宁山，取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的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赞扬“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中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模范团政委”杨崇元

在江苏六合的横梁初级中学，一进校门的醒目位置矗立着一座铜像，学生们进出校门时都能看到面带笑容的“他”。

他就是杨崇元，1947年出生于江苏六合。1968年3月应征入伍，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干事、政治教导员、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委员等职。上校军衔。他热爱部队，忠于职守，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

1986年8月，刚从国防大学毕业的杨崇元调到基础较差的某炮兵团任政治委员。在全团军人大会上，杨崇元将创建“廉洁、公道、求实”的先进团党委的措施公布于众，请大家监督执行，并表示：“我是团党委书记，理应做标杆，我做不到先挨板子。”

杨崇元说到做到，他团结和带领党委班子，齐心协力抓部队建设；管理干部坚持原则，祛邪扶正，赏罚严明；平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部队建设的实际及时解决问题。他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担任政委两年多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研究三百多天，其中在连队蹲点一百多天。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一班人”顽强拼搏，为改变所在部队面貌作出了贡献。

1987年，杨崇元带领全团在师和集团军组织的考核中夺得7项第一，他和团长被集团军党委评为“一对好主官”。1988年，他所在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团党委。杨崇元具有许多与焦裕禄相同的宝贵精神，官兵赞誉他是“军中焦裕禄”，党委一班人称赞他是“廉洁奉公的好班长”。

1988年11月，杨崇元在连队蹲点时，糖尿病病情加重。结束蹲点回机关后，他继续坚持抱病撰写文章，布置年终工作总结。12月29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不要向组织提个人要求。1989年1月1日，杨崇元病逝，时年42岁。

1990年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追授杨崇元“模范团政委”荣誉称号。

“崇元精神”是杨崇元留给家乡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纪念他，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黄中村正在建设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在未来形成以红色军旅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为特色的教育基地。横梁街道黄中村委会副主任黄承红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在党员活动日邀请村里的老人来讲述杨崇元的事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把他的先进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后人记住他，并向他学习。”

“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党的骆驼任弼时

作者：毛胜

说起任弼时，人们通常会想起他的“骆驼精神”。这是任弼时英年早逝后，叶剑英有感于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品格，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是党和人民的骆驼，而且是初心不改的骆驼。

无论是为民族谋复兴，还是为人民谋幸福，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1914年秋，任弼时升入初等小学四年级。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中，他以《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为题，写道：“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是也。若夫为士者，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在百余字的篇幅中，任弼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志向，都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鞭策。

1948年10月，任弼时给女儿任远志写信。信中写道：“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

事实上，为党和人民勤劳工作，正是任弼时一生的追求。他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原则，长期抱病工作。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的戴镜元后来回忆说：1947年9月，他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向周恩来、任弼时汇报工作，“他俩每天下午3时至8时听取我们的汇报。连续工作5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和我们一起研究机要通讯情报保密等问题的方针、原则，甚至工作细节。直到10月底，30多天除了中央有急事，每天如此”，“当时弼时同志身体就很不好了，血压很高，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二局工作，他非常认真细致，一尺一码，一丝不苟，还亲自和我一起手工作业，一直到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止”。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连续工作到深夜，休息前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5日。他完全没有想到，这天清晨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7日，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破五”之后举行入城式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

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都市。

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傅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十三兵团所属第四十一军。

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所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一二一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

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因为交接防务和入城式并非一天，后来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著名的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并非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时拍摄的，而是一个月后重新组织补拍的。甚至说，纪录片中北平民众激动热烈的场面都是后来组织的。

为了弄清这段史实，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人到北京档案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查走访，当问到《北平入城式》是否为组织补拍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组织拍摄的，它是真实的，是当时摄影师亲自拍摄的！为此，有关人员通过《北平入城式》职员表，找到了几位尚健在的当时参与拍摄的摄影师，还采访了四位当年站在北京街头迎接解放军的北京八中的学生，以及当年坐上坦克的学生和在街头秧歌队的市民……多方证实，《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是以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主摄制的，拍摄时间就是2月3日解放军入城式当天，所有部队行进、群众欢迎场面都是真实的！

不过，北平入城式的确曾经补拍过，但补拍的人不是中国摄影师，而是苏联人。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的一个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合拍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彩色纪录片，主要讲述解放战争的过程，内容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苏联人没能赶上拍摄，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大量镜头也不能用，因为都是黑白的。于是就需要补拍一些镜头，包括北平、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入城式。补拍内容后来进入到中苏合拍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求达于真理”：李大钊的干部教育观

李大钊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革命实践队伍的引导和教育，在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为中国革命成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领袖人物。

宣传演讲，用革命思想宣传教育干部

李大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抽出时间去校园、赴厂矿、走基层，倾力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17年，天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了“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听众热情极高。191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到会讲演，讲题是“庶民的胜利”。1922年9月3日，他应邀在中华职业学校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讲，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4月，他又于复旦大学演说“史学与哲学”。这年4月至11月，在上海大学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么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员的欢迎。

聆听过李大钊演讲的人，都会被李大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导深深打动。陈毅称李大钊“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林伯渠说李大钊“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毛泽东对李大钊更是感佩有加，称他是“真正的老师”。

讲坛授课，引导青年骨干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重视在讲堂上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女高师等校任教期间，他利用合法讲坛系统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系开“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社会主义”课。在政治系与陈启修教授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他所讲授的“唯物史观”“社会运动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学”“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内容，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课题。

当时，李大钊在青年中的声望极高，许多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不少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向他求教。他总是认真热情诚恳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启发勉励他们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加入劳工团体”，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同时，告诫他们什么是理想、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怎样才能“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如薄一波、李楚离、方仲如、杨一辰等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组建社团，使之成为教育干部的摇篮

当时的青年社团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非常注重在社团活动这个平台上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努力推动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7人发起，历时7年、有100多位会员，其中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酝酿成立“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李大钊是顾问，多次举办专题研究、学术演讲、辩论会等，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

此外，还有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众多社团。李大钊和这些群体结合在一起，凭借其教授和导师的职位，以文会友，奋发探索，指导这些群体活动，给这些群体以深刻影响。李大钊就是通过和北大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识精英的组聚与散射，成倍量地放出了光和热，成为一代青年的导师和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1949年进北京看到古都城垣时，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领导党校，培养教育干部投身革命实践

1920年12月初，北京党组织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校址在长辛店镇大街祠堂口1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李大钊是到学校授课的主要教师之一。在劳动补习学校，老师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1924年前后，李大钊深感培训干部的重要和紧迫。12月，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回到北京，便与北京党组织的赵世炎、彭健华同志商议，决定成立一所党校，对外公开注册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会后向中央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请派罗亦农主持工作。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25年秋冬时节，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北方区委党校成立，李大钊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论述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与党校之任务，勉励学员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此外，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训练班，参加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李大钊在培训班上讲了农民问题。他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推动举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在天津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习学校。这些举措，对于培养教育干部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确实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培养领导人才的初衷，推动了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选派学习，注重提高工农和军事干部本领

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有志青年离开家庭和父母到劳动群众中去锤炼自己。同时，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灌输到社会里面，即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他恳切地对青年指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特别在他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期间，曾派遣青年党员到基层去深入民众，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也教育和锻炼了一批适应革命需要的骨干和领袖。

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委支援南方革命，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很多干部被选派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农讲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等地学习政治理论，有50多名共产党员被选送到黄埔军校学习，还有一些干部被委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张家口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军事，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建党建军人才，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打下了根基。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李大钊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襟怀、以“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以“求达于真理”的教育风范，为党的干部教育培养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正如XJP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铁肩膀”扛起“铁担当”

胡华先（1908年—1984年），江西瑞昌武蛟乡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瑞昌码头区农业生产互助组组长、武蛟大桥村党支部书记、大桥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华先带领武蛟乡大桥人凭借着“两个肩膀一双手，一支扁担两个筐”，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改进栽培技术，铸就了享誉全国的“铁肩膀精神”，昔日大桥村旧貌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桥村四周尽是荒湖、荒山，每年春夏之交，长江、赤湖顶托南阳河水，十年九涝，地势高处的旱地又全部都是红壤，农作物产量极低，再加上全村耕地面积总共不到500亩，大多数村民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如何改变现状？这成了胡华先的一块心病。

“只要有决心，黄土变成金。”1953年冬，刚当选大桥村党支部书记的胡华先便带领全体社员冒着严寒到杨泗岭开荒，40天开垦出40亩荒地，这也让大家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增强了干事创业的勇气和信心。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大桥人披荆斩棘、南征北战，开辟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在丁家山、大石岭、南山脚等16个红壤山岗开出荒地300余亩，在裤脚湖、车马湖等17个湖汊开出荒地200余亩，使得耕地面积突破1000亩。1955年至1960年，大桥人又在上游官田湖垦荒600余亩。到1963年，大桥人硬是凭着“一把锄头，战天斗地”，将耕地面积扩大到1700余亩，由此，彻底改变了原先人多地少的状况。

耕地有了，怎样提高农作物产量成了又一道难题。大桥的耕地九成以上是红壤类型的红黄泥土和黄沙土，土层瘦薄，种植棉花的年份，即使风调雨顺，每亩也不过三四十斤的产量，要想改变不是易事。

大桥冬季湖滩上有挑不完的湖泥，夏季湖水里有捞不完的湖草，这些都是最好的有机肥料。1954年，一场洪水过后，胡华先便发动社员们开始了捞湖草湖泥工作，湖泥改变土壤有机质含量，湖草则用来覆盖棉田，保湿追肥，这一年，皮棉单产提高到每亩84斤，大灾之年的产量竟大大超过了往年。1957年，胡华先荣获“全国植棉模范”称号。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大桥人一直将冬天挑湖泥、夏天捞湖草的习惯保持了下来，他们把20余万担湖泥和30余万担湖草挑上红壤山岗，全乡三分之二的棉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中上水平。大桥，也由一个地瘠人穷的苦地方，变成了以棉花为主的粮棉兼作区。

在带领大桥人摆脱缺地少粮的困境之后，胡华先又开始钻研科学种田技术。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他开始试行棉、麦等行点播套种，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胡华先没有放弃，之后，他又开展了持续数年的实验，终于摸索出将棉花前作小麦由薄行点播，改为宽窄行条播的方法，并坚持棉籽“四合一”拌种下地，创造了“麦林四边”和“麦收六抢”整套管理经验，解决了棉麦争阳光肥料的问题，保证了棉麦双熟、双高产。1963年，大桥大队全面推广这一经验后，实现了棉花亩产118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小麦亩产也达到了186斤的高产量。

大桥人的妙招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农业专家前来参观学习，《江西日报》《解放日报》先后于头版刊登“铁肩膀大桥”的长篇通讯，介绍大桥改造红壤土的经验，高度评价大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如今，胡华先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膀，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精神永远被人们传颂。（夏梦）

“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写下的小诗。

■为狱中的难友送面条，散发“狱中挺进报”，让革命之火在狱中燎原……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也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力量。

“您就是宋社长（宋绮云1941年8月被捕前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太太徐林侠吧？”1941年11月的一天，西安市郊外的一所民房外，一名带着鸭舌帽的男子对面前的女子说。

“先生是？”女子疑惑地问道。“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说着，这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待看到信上写的那几个字时，女子赶紧追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亲自来？”

“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麻烦您亲自走一趟，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等您。”说完这句话，男子转身消失在黑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