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性骚扰问题是一个充满学术魅力且实务界甚为关注的问题。“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

（Mckinnon）于 1974 年提出，[1]指的是以带性暗示的言语或动作针对被骚扰对象，强迫受害者配合，使对方感到不悦的行为。此后，各国均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性骚扰的行为进行规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学界针对性骚扰问题的研究， 在方法上，有的坚持从概念入手界定“性骚扰”这一舶来术语的内涵和外延，[2]有的从比较法层面介绍域外国家关于性骚扰制度的立法例，[3]更多的是从立法论角度指出既存规范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立法或法律修正提供建议[4]。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后，学界就需要从解释论层面对“禁止性骚扰”条文进行解读与适用。“当前和今后的法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 是如何有效解释和利用现有法律。”[5]

《民法典》第 1010 条第 1 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第 2 款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第 1010 条的制定是《民法典》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的结果，该条从规范结构上采取了“受害人请求权+单位防治义务”的性骚扰规制机制，即条文第 1 款规定了受害人在遭

遇性骚扰时可以启动法律赋予的请求权请求骚扰者承担责任，而条文第 2 款则明确了单位负有防治在其范围内发生性骚

扰事件的义务。总体而言，第 1010 条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民法典》的一处亮点，但其自身仍有许多亟待澄清的问题，

如条文第 1 款受害人请求权的选择和适用问题，而且关于该条文第 2 款涉及的单位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若单位未履行性骚扰的防治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该责任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这就要在《民法典》的内部进行相关制度和条文的衔接与配套工作，此时需要在理解第 1010 条之规范旨意并厘清学理争议的基础上， 对上述问题采取体系化的方法加以解读和处理。

二、规范意旨与学理争论

（一）规范目的与规范实践

“维续社会共同体以尊重必要的强制执秩序为前提，该秩序不得为任何个别意志所改变。”[6]性骚扰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为法秩序及社会共同体所不容。针对该问题，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均规定了对 强奸、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但上述惩戒仅针对违法性较为严重的性侵行为，惩戒的启动门槛过高，无法对情节相对较轻微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规制。《民法典》第 1010 条是在总结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性骚扰问题做出的回应[7]。这就从民事基本法的视角明确了性骚扰行为除了有触碰刑事和行政法律红线之虞外，还为私法秩序所不容。《民法典》作为裁判规范，其预设读者自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更倾向于将纠纷之居中裁判者作为目标读者[8]，诚 如苏永钦先生有言：“民法典应该是裁判法，人民不必‘使由之’，也就不必‘使知之’[9]。故而，《民法典》1010 条旨在为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性骚扰的案件提供规范的指引。

“性骚扰”一词初现我国的制定规范是在 1994 年颁布的《湖北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中[10]，该《办法》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