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文明形态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缘起、特征与新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为实现富国强民开辟了路径，而且作为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贡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必须要树立大历史观，站在文明演进的高度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缘起

较早开启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生产力和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当时落后的中国带来沉重打击，救亡图强成为社会各界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初衷。费正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西方新兴力量对中国的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造成的冲击，他用“冲击—回应”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1]。可以说，费正清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分析模式至今仍然有极强的说服力，外部压力导致的内部危机加深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直接动因。正是基于对现代化中国的强烈向往，无数仁人志士在尝试了多种救国方案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开启了现代化转型的进程。

变革旧体制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救亡图强的必然选择。改变落后的传统制度模式、向西方制度模式学习成为先进仁人志士的共识，所不同的是“部分西化”还是“全盘西化”。晚清开明绅士希望在保留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从而大大提升国力。比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则明确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清政府积重难返，无力实现传统体制深层次的变革，导致落后体制无法与先进技术嫁接在一起。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西方制度模式相对于中国传统体制的优越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国力大大增强。仁人志士们由此认识到，国家想要富强，除了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例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强调，“法者天下公器也，变者天下公理也”[2]，变法的根本在于创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而变法要取得成效，必须要改变“官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传统体制的内在弊端， 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来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完美无缺的，认为中华文化正好可以弥补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希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性之间实现较为恰当的融合。这些先进分子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深刻思考，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给当时还在救国图强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信心。落后的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废除了传统帝制，建立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以俄为师”成为中国变革图强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先进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和动员力，在全中国各社会阶层开启了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知塑造着中国的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