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由人口流动、产业集聚、网络化交通影响形成的由若干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周边城镇共同构成的空间上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在推动城市间产业协作、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等领域，城市群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与协同价值得到高度关注。伴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城市网络复合化、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城市群在功能上的拓展与国家参与国际竞合、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密切关联，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打造、“城市病”区域治理的国际交流、国际城市网络的区域性重构、国际民间交往与创意文化交流等。从北美、西欧等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早期的城市化带来高密度的人口集聚与要素垄断，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生产要素会沿着多中心出现扁平化、网络化、层次性的流散与重组。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通过人口的规律性流动、复杂的产业协作、便捷的交通淡化了国家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边界， 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心城市对全球经济增长、国际交往、国际移民流动、民间文化融通的影响日渐突出，成为对外开放和国际互动新的权力支点。按照要素扩散规律，中

心城市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层面的积极表现应该通过功能疏解对周围地区的开放发展具备深刻影响，进而形成“引领—支撑”的集体身份和内部网络。

城市群外交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考虑到在普遍认可的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领域，外交行为的主体通常指在世界政治中享有对外主权的国家或在其主导下的外宣机构、地方城市、民间组织甚至个人。这类行为体一般具备行政属性、制度权威或个体影响，能够在对外交往中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或明确的主体行为。从这个角度理解，城市群作为中心城市及其周边联系的空间表达，很难成为实质的外交行为体。

但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群作为世界经济强劲的增长引擎，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力的身份标识。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北美五大湖地区、日本太平洋沿岸、欧洲西北部地区、中国长三角地区为例， 作為所在国人口与财富聚集区，其已经重构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的主体表达。就功能属性而言，城市群也已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国际交往的重要场域，是一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象征，为国家总体外交和国际影响提供支撑力量。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将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视作内陆城市发挥外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