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体的智能化方向发展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秩序，赋予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可能性，但也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茧房效应”诱发主流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孤岛困局，数字致瘾机制消解受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理性，算法操纵引发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共识被解构风险，传统媒介边缘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引领功能。为此，必须通过消除智能媒体技术弊端与强化伦理道德约束相结合来实现数据正义，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与提升智能媒体素养相结合以提升主体自律，优化主流内容表达形式与创新主流内容传播相结合实现供给革新，推动各类媒体融合发展与巩固制度刚性规范相结合优化传播环境。

关键词：智能媒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

随着智能技术与人类传播活动的深度融合，智能媒体呈现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深刻改变了网络空间舆论信息的生成、分发和反馈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传播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智能媒体借助新技术极大提升信息采集和分发的效率，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但与此同时，智能媒体空间复杂的大舆论场也日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生成发酵的温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 主体的“动能”也逐渐被“智能”所遮蔽，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44 基于此，探讨智能媒体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可能带来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不仅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实效，更是事关新时代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议题。

一、智能媒体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耦合机理

（一）智能媒体的概念与意识形态传播新特征

近年来，基于智能技术与传统媒介的深度融合以及人们逐渐媒介化生存的现实，“智能媒体”从一个计算机科学范畴的概念进入到媒介社会学领域。从学理上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智能媒体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 对智能媒体语义的理解也存在“智能化媒体”和“智能化媒介”之争，但从学者们对其概念阐释的维度来看可以

分为技术构成和用户体验感两个角度。从技术视角来看，智能媒体是由媒体、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数据共同构成的体系，是以包括传感器、虚拟现实、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人工智能技术为特征的媒体技术。从用户体验感而言，智能媒体是“一种贴合用户需求的综合性媒体， 可以智能地识别用户喜好， 从而为其在服务和信息两方面提供上乘的使用感受”[2]，是 “能够感知用户并为用户带来更佳体验的信息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总和”[3]。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智能媒体解读为智能技术（大数据、深度学习、超级计算等）介入人类信息传播活动而衍生出的新的传播样态。这一定义突破了一般语境中对“媒体”和“媒介”的具象化理解，既包含相关的应用者，也包括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运用的智能化载体、平台和传播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