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家摆脱了传统的计划体制束缚，与政府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角，两者相互补充、良性互动、共同成长，携手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区域比较来看，当今各地的政府治理能力与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较好的地区，企业家精神普遍较为繁荣，反之，则较为衰弱。那么， 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会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机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激发和保护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以来，政府治理能力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引起了国内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黄晓春和周黎安（2017）[1]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政府治理的内涵和理论逻辑;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2]研究了地区治理环境对微观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贾俊雪和秦聪（2019）[3] 研究了农村基层治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文雁兵等（2020）[4]研究了官员的治理能力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也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如：TIMOTHY 和 PERSSON（2009）[5]的研究表明，国家治理

能力来源于共同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稳定和包容性政治制度;ACEMOGLU 等（2015）[6]分别实证检验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存在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文献较为少见，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如：BAUMOL（1990）[7]把制度引入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认为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企业家在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中的配置;张维迎和王勇（2019）[8]探讨了市场经济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

本文的研究沿袭了 ACEMOGLU 等（2015）[6]的思路，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特色，提出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各地的企业家活动和个体创业行为的假说，并提供了宏观、微观和影响机制的证据。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政府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内容，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能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机制， 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供了实证证据;二是使用“与上级政府的距离”作为政府治理能力实证研究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 方法估计了政府治理能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缓解了政府治理能力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为理论假说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

二、变量指标说明与实证研究设计

（一）变量指标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数据使用了 2017 年中国 254 个地市级城市样本和 1 548 个县域

样本（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微观数据使用了 2016 年 CLDS 微观调查数据库的 16 928 个个体样本（398 个村居）， 以企业家精神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治理能力为核心解释变量，具体指标构建和数据来源如下：

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