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催生了平台型媒体， 当前平台型媒体已成为中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 成为意识形态信息流动的广阔空间。截止 2021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已达到 10.11 亿，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 10.07 亿（占网民整体的 99.6%）;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88 亿（占网民整体的 87.8%）。 [1] 平台型媒体将这些移动互联网用户尽收麾下，其开放性、共享性和随身性，也成为各类思想观点传播的集散地， 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平台， 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态势。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态和社会思潮，人们普遍心态焦虑， 诸多极端思潮抬头。 [2]44 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族群主义分化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国际平台型媒体中丑化、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也屡屡出现，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态势，中国亟待加强意识形态研判能力，这是保障网络传播空间的清朗、健康的基础性能力;是确保党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领 导权、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必由路径。如何提升意识形

态研判能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目前，国内鲜少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中国知网检索，截止2021 年 12 月，关于平台型媒体的研究文献有 308 篇， 主要涉及媒体融合和平台型企业治理模式、运营策略等话题，其中仅有 1 篇文献涉及平台型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蒋成贵在《算法推荐对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与应对》一文中提出，算法推荐重构了媒介生态格局，应通过对推荐算法的监管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用主流价值导向引领算法推荐。 [3]44-49 伴随着平台型媒体中涉意识形态信息大量出现并形成舆情热

点，当务之急要完善意识形态研判体系，针对平台型媒体多主体、重关系的特点，创新以党性为引领、以服务人民为旨归、贴近实际的工作路徑，做到精准发力、有的放矢。

一 平台型媒体崛起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是 2014 年 2 月 7 日纽约时报员工乔纳森·格里克（Jonathan Glick）在《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创造的一个新词，即 Platform

（平台商）和 Publisher（出版商）两个词的合成。平台型媒体指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