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观问题历来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正确义利观”。[1]这一主张将义与利辩证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义利并举与义利统一的一般原则，又在并举与统一的基础上凸显“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本文引《论语》只注篇名）“以义为先”[1]的重要性。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整合与升华，也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超越。培育“正确义利观” 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基本要义

追古溯今，义利之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贯穿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据《中庸》载：“义者， 宜也。”将“义”解释为“宜”，有恰到好处的意思，蕴含着“和”的精神特质。杨国荣先生明确解释说：“义与宜相通，含有应当之意，引申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当然之则）。”[2]而传统义利观中的“利”则泛指利益和功效。所以，一般认为义利观是关于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论。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范畴，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崇义轻利、义利并举及重利轻义三种价值取向。分析地看，这三种价值取向中，不仅义利并举论是主张“义利和合”的，崇义轻利论、重利轻义论的基本要义皆是义利和合，只是各自对义利的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崇义轻利论是以义和利，义为上;重利轻义论是以利和义，利为先。比如孔子推崇“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但也主张“义然后取”（《宪问》）;二程也崇义轻利，但也推崇“义安处便为利”。又如墨子虽然崇尚功利，但也赞成“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耕柱》）;“惟有利而后能知义”虽是清末民初思想家的价值共识，但维新派人士陈炽也提出了“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得利”的观点。[3] 一言以蔽之，利依义而确立，义依利而实现，二者是和合共生，相辅相成的。

二、当代大学生义利观教育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