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包含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之策， 而文化振兴则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是“铸魂”工程，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精神基础。在此背景下，对乡村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均具有积极作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非遗”如何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已有研究多以特定区域或单个“非遗”项目为例，分析、阐释“非遗”在经济扶贫、产业融合发展、内在动力源生成、传承人与新乡贤身份互构、文化自信提升以及乡村公共生活重塑和社区参与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所形成的支撑作用。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既有认知，为乡村振兴的“非遗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从总体来看，既有成果更多聚焦在“非遗”“为什么能”的问题上，对“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如何做”的系统探讨较为鲜见，且单案例探讨难以进行横向比较，“非遗”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仍有待进一步归类、凝练和廓清。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多个非遗项目传承人或从业者的深度访谈，依托价值链理论、信号理论和共生理论， 总结凝练了非遗有效助推乡村振兴的三种典型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回顾

根据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是包含了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在内的，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相关文化现象，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非遗”具有显著的空间属性，一方面，“社区”和“环境”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正如学者魏雷和朱竑

（2021）所说，“非遗”构成了特定地方性群体身份界定、认同与延续的重要工具。实践中，我国很多传统手工艺和戏曲都扎根于乡村，既源自村民的日常农耕生活，也服务于村民的日常农耕生产生活，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萧淑贞， 2019）。因此，“非遗”传承发扬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必然性。虽然也存在着“创新与守旧”“积淀与速成”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甚至出现了“保护一处破坏一处”和“非遗”在乡村“脱域”成为“被想象的遗产”等现象，但“非遗”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促进”与“反哺”关系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同，并在研究中得到支持。

具体而言，“非遗”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振兴形成积极影响，首因在于社会需要的转向。陆益龙（2020）研究指出， 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需要的重点从物质性需要转向文化性需要，文化富民可以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这与学者刘祖云和刘传俊（2018）提出的“重新发现农耕文化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等观点不谋而合。以此文化需求为前提，乡村可以在农业“非遗”传承与发扬的过程中导入市场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将“非遗”的禀赋优势转化为一种竞争优势或文化内驱力，形成“虹吸效应”下的遗产地区域经济增长极（伽红凯和卢勇， 2021）。较为典型的就是“非遗+旅游”，例如学者肖远平和王伟杰（2019）谈到的“以旅游开发为导向，以非遗活态传承为核心”的“西江模式”，以及学者江娟丽和江茂森（2021）总结的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旅+非遗”模式。

此外，“非遗”还能通过其所具有的身份建构功能，提升乡村建设主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集体意识，从而有效激发乡村振兴的内驱力。学者刘守英（2017）认为乡村“空心化”和“凋敝”发生的根源之一就是对乡村文明的长期忽视，以及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瓦解。而鲁可荣（2021）、王舫和保虎（2020）等学者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包含民间表演艺术、传统节日、饮食习俗、祭祀仪式和体育竞技等形态丰富的“非遗”作为民间文化回归公共生活的重要形式，有助于重塑集体记忆，重构乡村的生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体，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调和关系以增进乡村凝聚力，实现社会整合和共同体行动，进而有助于乡村的全面振兴。较为典型的案例是，清江中游一带土家族聚居区的“撒叶儿嗬”，学者谭萌（2021）和谭志满（2021）指出，“撒叶儿嗬”经历了从生活仪式到舞台展演，再到文化符号的转变，重现了乡村公共生活并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秩序重塑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