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商共治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上海、重庆等城市考察时，多次对超大城市治理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往往在1000万人以上，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战略地位。相应地，超大城市治理中人民群众诉求异质多样，社会利益结构复杂，社会治理的风险也更加突出，需要不断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确保城市社会的活跃与有序。为此，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共商共治是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和群众期待、发挥各方主体优势力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治理模式。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要进一步认识共商共治的重要意义，发挥共商共治在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超大城市的治理规模大、治理任务重，共商共治可以凝聚多方合力共解难题。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超大城市人口聚集，城区建设面积扩张，带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众多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也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与安全隐患。新形势下，单一的决策模式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单一依赖政府或市场任何一方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通过共商共治发挥各方主体力量，协调优势资源，有助于防止政府职能错位，弥补市场缺陷，激发社会活力，更好应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风险与挑战。

第二，超大城市治理中利益盘根错节，共商共治可以纾解矛盾，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超大城市承载着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交流等功能，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与市民的沟通协作。存在利益或目标分歧是常态，重要的是不能让分歧隔阂人心，不能让纷争愈演愈烈侵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商共治一方面能搭建各方主体充分表达的桥梁，共同协商解决方案来“解扣”，另一方面也能增进共识，找到利益平衡点，避免一些治理问题的“活扣”变“死扣”。

第三，超大城市拥有创新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广阔空间，共商共治能发掘利用人民群体的集体智慧和能动性。我国城市治理取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人为本，离开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创造力，城市发展将缺乏可靠保障和持续动力。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力量之伟大，所以务必要尊重、维护和引导好。当前，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并不缺乏参与意识，而是缺乏一个合适的制度化渠道和平台。共商共治是一个让人人参与和负责的有效途径，将有效提高城市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