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

【提 要】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百炼成钢的宝贵经验。历史和现实表明，党推进理论创新并非毫无方向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而是遵循一定内在逻辑规律，即以坚持“两个结合” 为根本、以时代特征为考量、以历史为借鉴、以重要制度为依托、以科学方法论为支撑。科学分析和深入揭示这种独特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强国必先强党，强党必先在理论上跳出“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的束缚，保持因时因地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做到理论强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这既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和总体要求，又为新时代党接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经验借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一、“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之道

纵观中外政党发展史，任何政党要获得持久生命力和合法性，就一刻也不能没有思想旗帜和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思想前进和理论创新。强化思想引领、理论创造和精神感召以赢得民众认同是政党的基本生存之道。倘若理论一味滞后或迟钝，注定流失合法性资源。“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来武装全体组织成员的先进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3]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除了其本 身思想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之外，还在于其发展性和超越性。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教义或变居不动的神令。与实践融合、与时代贴近，跨越时空、疆域与不同文化交融是其内在本质诉求。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任何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的实践都是在窒息马克思主义的 生命力和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虽然自成立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纲领和旗帜上，但是建党初期由于经验缺乏和理论自觉意识不够，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及将共产国际指令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现象，结果是给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但这些观点并未得到当时党中央的集体认可。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要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才逐渐成为党内政治和思想共识。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对其进行了阐释。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思想共识，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准则和根本路径。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到“走自己的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成功扎根中国土壤并生根开花，创造性实现了从欧洲语境转变成中国版本和形式，成功引领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说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6]中国共 产党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内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积淀和共同记忆，深刻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国人理解、接受和传播马

克思主义，必然要带着自己的文化理解和记忆去认识马克思主义。所以抛开中华文化或割裂中华文化韧带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并不是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救世方略等方面有着相融相通和神意相汇之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早在 1943 年，毛泽东就深刻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7]2021 年，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命题，既指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又揭示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深邃逻辑，标志着我们党对理论创新的认识进入新境界。纵观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立德修身、齐家治国、处世交往和社会治理之道，都在党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理政、管党治党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辩证汲取和转化。

一言蔽之，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成长历史，体现了中国场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逻辑。离开中国具体实践与文化特点，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抽象且空洞的“空中楼阁”，无法实现其指导中国实践和发展的价值。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恒久不变的根本之道。

二、时代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和驱动力

思想因实践而丰盈，理论因时代而兴盛。伟大的理论不仅是天才的创造，更是时代孕育化生的结晶。时代总是在 发展，也总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时代特征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合规律性的发展态势和状况，是时代基本任务、基本主题、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与高度凝练，它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规律性变迁、国际竞争与较量、社会主体强烈主观诉求等多种因素的结果。任何思想理论、发展战略、改革策略都必须时刻保持对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敏感，以便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这是遵循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深刻体现，也是推动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原则。可以说，时代特征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机遇，同时也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深度、宽度和限度。理论创新是理论维度与时代维度相结合的现实考量，它不仅需要从理论上拨开迷雾和廓清方向，而且需要立足时代面相和特征，对时代趋势、主题和诉求给予回答。恰如列宁所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 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8]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9]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相应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对时代主题、问题、诉求和精神有着深刻把握和敏锐反应，从而确保党的理论与时代潮流及世界大势保持同频共振和良性互动。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10]，摆脱“三座大山”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定是中国人民的迫切期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紧扣这一时代问题和诉求，对如何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行了科学解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其指引下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面对世界各国竞相抢抓发展机遇以及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迫切需要解决温饱与实现富裕的现实诉求，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怎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等时代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答，形成了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走出了一条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注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回答和解决这些时代问题中创立和发展的。进入新时代，人民对实现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诉求日益强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权力格局悄然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远的战略思维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开展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系列富民惠民工程。由此可以看出，把握时代特征，以时代声音为出发点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