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 2.64 亿，占总人数的 18.7%[1]。加之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养老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且大多数老年人由于行动能力退化和免疫力降低，导致他们患病的几率增加。因此，老年人生活中不仅需要养老照料服务，还迫切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在此背景下，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由此可见，政府提出的医养结合新 型养老服务模式，既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决策，也是实施积极老龄化、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2]。自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实施以来，主要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地区开展，而资源有限、养老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农村地区的服务供给却相对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对于医养结合服务的现实需求。

为此，笔者希望通过探究农村医养结合服务产生的缘由和发展面临的困境，从而提出有益的对策建议。其目的是补齐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短板，缩小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的城乡差距，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

一、农村医养结合服务的缘起

（一）农村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现实需要

首先，农村地区老年人对慢性疾病治疗积极性不高，导致病情延误、治疗成本增加。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我国 75% 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3]。慢性疾病不同于突发性疾病，其对老年人造成的健康损害不会马上显现，故老年人及其家人不太重视;另外，受经济收入限制和药店覆盖率低等影响，农村地区老年人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普遍缺乏积极的态度，一旦慢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控制或治疗，病情将会随之恶化，从而加重治疗成本。而积极接受治疗的老年人也不得不在家庭、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其结果既加重老年人病情，也增加家庭养老负担。相比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慢性疾病的负担更重，因为患有慢性病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占 68.23%，功能障碍和自评为不健康的可能性更大[4]。医养结合提供的疾病干预和健康管理服务，能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保健知识，从而降低疾病发生率。

其次，农村地区“空心化”严重，老年人家庭养老和长期照护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 年）》指出，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人口流动使得家庭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等方面的功能弱化[5]。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得原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农村传统养老模式陷入困境。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据 2020 年民政部統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规

模达 1.4 亿人[6]。

这些留守老人生活起居方面，每天随便吃一餐是常态;就医方面，“小病拖大病挨”是常态[7]。农村自主养老和互助养老更多适用能够自理且有一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而对于大部分退休金有限的农民来说，享受医养结合服务存在难度。因身体机能的缺失具有不可逆性，故失能老年人更需要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同时，他们对于长期照护的需求也存在差异， 照护服务主体也应是多元的。长期照护的责任主体顺序为“个人家庭政府与社会”，这就决定了长期照护需求遵循这一顺序不断外溢[8]。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地区老年人长期照护供给主体存在断层现象，需要政府或社会提供医养结合服务进行补给，原因如下：一是大多数农村失能老年人的经济能力没办法自行负担长期照护服务的费用，致使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作为第二责任主体家庭的供给能力也出现真空现象，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导致家庭成员的照护职责存在缺失; 三是农村地区护理院等服务供给机构相对较少，可选择购买服务的种类也不多，家庭层次主体的照护服务供给程度不高。因此，这就需要作为第三责任供给主体的政府加大农村地区医养结合服务的投入，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填补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的空缺。

最后，整合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效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的整合，农村养老服务养护人员短缺现象尤为突出，需要拓展专业人才技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应深度介入护理服务，为养老责任人缺位的老年人的照护提供支持;养护人员扩展“医”的功能，

不是指承担医生的医疗诊治服务职责，而是通过基本护理知识的学习，在工作中缓解失能老年人的生理痛苦，适度弥补护理人员不足的空缺。二是场地的整合，医养结合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平台，以养内设医模式或医内设养模式， 做到场所、设施的功能延伸，力求一站式解决养老和就医的需求。

（三）农村医养结合服务研究进展

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健康养老的服务需求与农村养老资源短缺的矛盾，使得关于医养结合的相关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医养结合供需失衡的研究。邓大松等学者认为，目前养老服务行业因缺乏活力、市场细化程度不足、产品类别单一，难以匹配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梯度递进趋势，造成供需结构失衡的困境[9]。原新等学者从居家、社区和机构医养结合的需求差异与供给总量和结构失衡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医养结合供需失衡的现状[10]。赵定东等学者指出，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存在政策制度与现实需求、供给主体与实施细则、地方政府行为与居民需求的供需错配问题[11]。医养结合服务的本质是有效的服务供给，医养结合服务的供需失衡反映了当前此类养老服务产品对于多层次养老的需求定位不清，致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

二是对医养结合服务运行机制不畅的研究。

刘亚娜提出，我国医养结合服务的困境在于政策网络的协同度不高，人才建设与培养和服务绩效评估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运行机制不畅，并从环境支持、服务供给和实际需求几方面梳理了医养结合政策网络，期望医养结合服务能在整体协同视角下实现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中的利益共通[12]。封铁英等学者研究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基于主体互动、实现价值共生的互动逻辑，并总结出优化医养结合战略协同策略和破除机制运行不畅的实现路径[13]。王浦劬等学者指出，医养分离是因为主体间隐含多重复杂博弈行为，合理分担机制、责任共担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的建立，能够促进医养结合，强化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平正义原则[14]。由于医养结合服务既涉及民政、财政等政府部门的职能交叉监管与政策融合，又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老年人等多主体的互动，使得医养结合服务的运行、监管、责任分担等方面还存在“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