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某种意识形态基于其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所产生的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 力。“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1]，

是某种意识形态生命力、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鲜明标志。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基本要求，亦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介入现实生活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剧烈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2] 智能时代的来临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既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政治空间与思想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助力意识形态建设，但同时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

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理性考量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风险，深入研究其应对之道， 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话语变革

虽然学界对智能时代的基本内涵仍存在不同看法，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智能时代之所以称之为智能时代，就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智能社会逐渐形成。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是解锁智能时代的“钥匙”。

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一种技术， 它通过不断感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从而逐渐具备类似人的感知、思考和决策能力，在此基础上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并不断延伸、拓展人的智能。[3]相较于以往的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依托大数据的输入，自行完成模型的模拟和构建，进而进行机器学习。[4]也就是说，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运作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 养”。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深度耦合，通过算法机制的嵌入与运行，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深度交互协作得以实现。人工智能能够聚焦于用户个体，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收

集和计算分析机器学习系统，进而定制出与之相匹配的个性化服务。[5]同时，用户对于个性化定制和推荐服务的主观评价、行动体验、价值偏好，也能依托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技术实时反馈给定制系统，从而推动个性化定制不断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上述鲜明特征，能够使其延伸、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动各领域实现深刻地变革，塑造独具特质的智能时代。智能时代的来临，重构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度影响，使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是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人机协同”模式日益凸 显。在智能时代之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任务主要由“意识形态家”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6]（P551）“意识形态家”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和理论训练的特殊阶层，他们可以把某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行提炼、概括和升华，以形成特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为该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合理性论证和合法性辩护。可见，意识形态的话

语生产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职业性。然而，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主体不断拓展延伸， 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门槛也大为降低。当前，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写作机器人开始出现并不断优化升级，使“人机协同”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虽然当前“人机协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模式下生产的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机器人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家的狭窄范畴，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过程、生产效率、生产功能等也呈现出与之前大为不同的特征。

二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趋于具象化、立体化和精准化。进入智能时代，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意识形态能够以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有机杂糅的形式呈现， 意识形态话语的视觉化、图像化、具象化传播日益凸显。智能时代下，越来越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具象化传播在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意识形态话语可以更加隐形化地被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同时，智能时代的来临，逐渐打破了原有依靠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二维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呈现样式，使意识形态话语能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立体地展现出来，实现从“二维式的平面化传播”到“三维式的立体化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