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中国历代最重要的基层单位， 主要以人口密度、地理条件和语言文化差异来划分，在此之下，还有镇（乡）、村、组。单是考虑到政府行政职权的范围与难度，可以说，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 中国广袤的农村一直是难题，甚至还存在空白。

农村作为人口流出地，“空心化”现象一直是尾大不掉的高频词。在城市工业尚未快速发展之前，农民最希望的是有块土地，可以种地收粮，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在大工业的中期，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生活，村中多是老人和留守的小孩，这造成了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不合理分布。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

城市化是一个趋势，重提农村是“大后方”和“蓄水池”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新的治理难题。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需求、供给、预期三重压力逐渐加大。可以看到， 城市中部分失业回家的青年重回农村，农村可以作为吸纳失业人口、提供就业和基本温饱的保障。再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中，对“三农”工作，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新要求，国家也持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建设和修缮道路、电网、水网等硬件设施，重提农村“压舱石”的作用。另外也应看到，加速的建设就会占用本属于村集体、村民的土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双方相抵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