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成文法國家，民法典的颁行都是法治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象征，也是国家治理渐入佳境的标准。我国民法典编纂始于 1954 年，历经五轮编纂，数代法律人历经荆天棘地，2020 年始克其功。《民法典》的颁行将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产生积极影响[1]，是我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更是建党百年以来党领导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指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民法典》颁布，我国民法研究迈入了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回顾与总结党领导下民法法典化的历程与经验启示更显重要。

一、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回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分析我国本轮《民法典》编纂成功的原因，有必要简要回溯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法典编纂史。

（一）我国民法法典化之前的民事立法

我国历史上缺乏独立的民法传统，法典内容多为刑法等公法规范，民事领域仅有少量关于户、婚、钱债的规定。自清季变法开始，民法典编纂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11 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未及正式颁行，清王朝即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但是，这一民法典草案引入了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对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1 年，《中华民国民法典》通过，后被中共中央 1949 年 2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废除[3]，现仅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4]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典的编纂可谓筚路蓝缕，举步维艰，走过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第一部法律是民事单行法——《婚姻法》，于 1950 年 4 月 13 日通过，共 8 章 27 条。该法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新时代对婚姻家庭的新要求，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障子女权益等现代民法婚姻家庭理念， 推动了我国社会领域最为成功的变革。1950 年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涉及经济领域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如

《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等，表明合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然有存在空间，即使合同被视为实现计划的工具。[5]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法典化的基本历程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后，我国即启动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建构与国家良性互动的社会提供基本法律资源;另一方面在于遵从成文法国家的现代法律传统，通过民法典巩固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法典编纂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典编纂

我国第一轮民法典编纂始于 1954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领衔。彼时我国处于探索社会主义经

济模式的阶段，加之受苏联的强烈影响，草案基本继受了 1922 年的苏俄民法典，并于 1956 年 12 月全部完成。它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