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民心安定、社会安稳是有效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和危害性等特点，并经由网络快速发酵传播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大量信息充斥着公众视野， 作为有限理性人的社会公众因信息不对称、知识受限等因素显然无法完全做到冷静应对、科学处理，从而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体的有效治理。2003 年“非典”期间，少数务工人员、学生群体因受网络舆情放大疫情危害影响而不听劝阻发生逃离京粤等地的应对行为，导致疫情防治形势严峻[2]，并给抗击疫情工作带来困扰和影响。科学引导公众正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得尤为重要，而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应对行为的发生机制更是强化沟通、正确引导线上线下民众树立科学应对举措的前提和关键。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第一时间，大量信息骤然聚集于网络，正面、负面信息交织，对公众应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能否从海量的信息中梳理出公众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为倾向逻辑，对引导全社会科学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应对行为是怎么形成的？经由哪些发生过程逻辑？内含哪些要素？本文尝试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基于新浪微博数据采集，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过程中公众应对行为的发生机制及其内涵要素，以期对提高公众科学理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网络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聚集地，梳理网络语境下公共危机研究，有助于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一）网络语境下公共危机研究

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提出“3T”原则：Tell it your own（我为主）;Tell it fast（快速度）;Tell it all（详尽）， 要求较大限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充分公布社会危机事件全部[3]，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信息管理”或“舆情管理”的重要遵 循。邢鹏飞等选取人民日报、光明日報、新浪微博等文本内容，研究了重大疫情的网络舆情形成机制，从生成主体、演变策略、引导治理等维度进行了刻画[4]。时勘等以 SARS 疫情为例，阐释了疫情信息通过信息传播为社会公众进行风险感知，并对个体的应对行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过程，初步验证了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等指标对于危机事件中民众心理行为的预测作用[5]。张宝生等研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社群负面情绪传染机制，并提出限流、防疫、隔离等治理措施[6]。同时，网络技术让舆情生成与表达更加便捷，舆情快速广泛传播，形成了信息的快速互动与共享、情绪传播与感染[7]。在此背景下，解读公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行为生成机制，有利于掌握民众行为变化特点和规律，为及时疏导民众恐慌情绪、引导民众科学应对提供经验支撑。

（二）应对行为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拉扎勒斯（Lazarus）等在弗洛伊德（Freud）防御机制理论和应激理论的基础上，将个体在外部刺激引起的心理紧张面前为保持心理平衡、适应环境的活动称为“应对（Coping）”，并将其定义为“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做出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8-9]。按照表现特征，应对行为分为问题聚焦型应对和情绪聚焦型应对，前者旨在通过行为方式改变、影响压力源，包括解决问题，寻求工具性的社会支持;后者通过情绪宣泄、寻求情感支持等方式降低压力消极影响[10]。

受弗洛伊德防御机制理论的影响，早期应对行为研究侧重关注人的个体特质，认为个体应对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其人格特质决定，无论情境如何变化，对个体影响有限，应对行为表现出一贯的稳定性和一致性[11]，被称为“特质论”。持特质论观点的心理学家主要关注控制点、神经质特征等与应对行为之间的关系[12-13]。因特质论过于强调个体特质而忽略影响个体的环境要素、行为要素等，应对行为发展出“过程解释模型”（也称为“过程论”），即应对行为是应激源—应激

—应对策略—应对行为—后效的认知到行为的动态过程。过程论更加注重应激行为中的内部认知和行为发生过程，并指出个体应对行为的产生需对应激源的要素综合、初级评估、次级评估，通过对可能的应对策略多次评估衡量，才能最终生成应对行为[14]。个体从感知应激源到做出应对行为，要进行多次的认知评估和应对策略的选择，每一次评估及策略选择都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进行，而任何情景的改变都会反馈信息作用于个体而产生新的评估，较好解释了个体行为的变化规律。

应用研究方面，李华强等以疫苗事件为例，分析了药品安全事件下公众应对行为形成机制，事件属性、信息源和信息渠道会影响公众的心理感知;公众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心理距离感知和行为感知影响行为决策过程，做出应对行为[15]。李华强等研究网络隐私泄露事件中用户应对行为的形成机制，发现用户对网络隐私泄露事件的认知受风险属性、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响应的影响，并受到企业特征和用户特征的调节[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