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内涵逻辑、时代价值与实践探索

2019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质战斗力”的独特概念，指出：“要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增加新质战斗力比重。”[1]随后，习近平在不同活动、重要会议中多次谈及这一概念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2]2024年3月，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3]在这些原创性的论述中，关于“新质战斗力”的概念不断被论及和阐述，不仅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4]的优化与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强军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质战斗力”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和重大的政治范畴，在新时代世界大变局的时空境遇下究竟展现了何种形态和内涵？其生成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脉络是什么？理论话语的原创性价值具备何种独特的贡献与意义？以及在实践中何以孕育形成？可以说，对这一基本问题域的研究和阐明，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尽可能地完整呈现其理论与实践面相。

一、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战斗力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的概念，狭义上是指武装力量（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亦称为作战能力。就此而言，“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人、武器装备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5]171，不仅决定着武装力量在执行军事任务中的作战方式和实际效能，还是维系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从“战斗力”到“新质战斗力”，不仅是话语概念的演进，还历史性地确证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乱云飞渡的国际局势下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又更凸显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特质，即致力于理论与实践创新，摆脱传统战斗力生成模式和发展路径，实现对战斗力构成要素的优化调整和创新变革，推动其发展动能的新质生成，以“深入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6]16，从而在新时代境遇下形成以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先进的武器装备、完善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为核心的先进战斗力（新质战斗力）。正如习近平所说，“国家大柄，莫重于兵”，“要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3]。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关于新质战斗力重要论述的原创性思想，其认识对象指向于“战斗力”，但关键在于研究场域中对其理论概念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向了对“新”和“质”的凸显和强调上[7]。这种转变体现了对战斗力构成要素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旨在挖掘其内在的创新潜力和质量提升的可能性。概言之，新质战斗力之“新”，本质上既在于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又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之新；新质战斗力之“质”，不仅意味着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更高的发展“质量”，更代表着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一）新质战斗力是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之所谓“新”，根本在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及其生成和发展要素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发的“新质生产力”相契合。这种契合性，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为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高素质的军事人才、科学的作战理念等核心要素。从世界军事发展史中，不难看出，军队战斗力和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9]174。这深刻表明，军队的整体态势及其战斗力的质变跃迁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中，“更好的武器”是指新的社会生产力所引起的武器装备的重大改革。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铁路、电报等新生产力要素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欧洲战争中不仅成为当时“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催化剂”，还深刻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方式。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原始的体系化作战模式所指出的那样：“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10]562这充分显现了某一军队的状况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该军队产生和活动的社会条件[11]14。面向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以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新质态，它在开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由此也意味着更多的新兴领域、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不断被探索和生成。而这也将推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8]56的比重不断增加，军队所具备的战斗效能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作战能力。如同恩格斯所指明的，“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10]562。另外，“士兵成分的改变”是指“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所引起的士兵综合素质的变化。新的历史方位下，在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现实情境中，不仅涉及领域新，且有更高质量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为广泛的劳动对象。自然地，战斗力的构成要素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断累积、创新，实现新“质”的转化，推动新质战斗力的孕育和发展。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总结道，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2]。由此见之，社会生产力的累积和发展不但为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成为培育军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新质战斗力在本质上就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的战斗力。

（二）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反映了生产力最先进部分，既是大国军事博弈战略性、前瞻性、引领性的主导力量，也是形成非对称优势和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13]。可以说，它不仅深刻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还对战争形态的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人民军队战斗力新质生成的先进动力。据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观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14]。新时代境遇下，习近平强调：“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出来，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更好推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的时空特性，坚持“以加快新质战斗力供给为牵引，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构建同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3]。如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取得重大成果，推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快速迭代升级与优化，为军队战斗力的新质生成注入了强大的新动能；在信息和网络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速涌现，不仅具备强大的信息获取、处理、传输和防护能力，指挥控制系统的深度、广度、强度也得以不断深化拓展，有效提高了人民军队的作战效能；在太空和深海领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不但具备探索、开发、利用和保护太空和深海资源的能力，还开拓了战略新空间，增强战略威慑力；等等。习近平之所以高度重视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根本原因在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国防科技以及军事力量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具体表现为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战斗力各要素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作战概念和作战样式也不断涌现，为新质战斗力的历史生成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他所言，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对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和双向拉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3]。基于这些现实性问题的总体考量，习近平指出要乘势而上、突出发展重点，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3]，“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15]。质言之，习近平提出的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为引领的战斗力。

（三）新质战斗力是以新型作战力量为标志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