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总书记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与重要指导意义

　　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是重要话语表达；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叙事中，民族复兴叙事与现代化叙事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在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中，民族复兴叙事、现代化叙事不仅没有缺场，而且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景的“同心圆”“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铿锵有力的话语表白，就是这种文明叙事的典型代表。文明叙事离不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的指引。A文化思想，是以A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需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国内外文化激荡态势不断增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所作出的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回答，构成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回顾历史，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毛泽东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2]（p.207）邓小平的“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及“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p.170）都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并没有因时代发展而失去应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进入新时代，A文化思想应运而生，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乃至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现在，之所以说A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主要是因为它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即“体”的明确，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即“用”的表达，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A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3]A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通过什么方式发展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和成熟的思想内容，与A强军思想、A经济思想、A生态文明思想、A外交思想、A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截至目前经党中央批准公开使用、内涵相对明确的“六大思想”或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六大篇章”。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A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与时俱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文化实践、文化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理论、文化思想，也成为A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直接思想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内容和宝贵实践经验，更是为A文化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由此，A文化思想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基于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实践效度，透视A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是要立足文化视角看文化，即研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视阈问题；二是要超越文化视角看全局，即思考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伟业的发展全局问题，实现文化视角与超文化视角的有机统一；三是要立足中国看中国，即考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问题；四是要超越中国看世界，即考察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求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实现中国本位与人类情怀的有机统一。[1]

　　一、A文化思想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遵循”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有一定共识，比如有人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社会的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状态相类比。梁启超的言论极具代表性，“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4]（p.392）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中脱颖而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叙事和现实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构成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构成民族文化自信的源头和起点。因此，在明确“第一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重大思想解放基础上、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提出“第二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就是理论创新和文明按照客观趋势发展的结果。A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5]（p.5）作为一种产生于“异域”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旅行”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抵抗”。因此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调适，以在“异域”的现实和文化土壤中真正扎根，产生“化学反应”。尽管中国具体实际既包含由政治经济因素构筑的客观条件，也包含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但相比具有普遍性的“第一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能在深层文化层面重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两翼”的动力机制，拓宽“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拓展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空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