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中央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发展思路，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城市和乡村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基础上的功能互补。这就要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城乡“两张皮”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要建立各类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换和流动的机制。以劳动力要素流动为例，计划体制下限制农民进城，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们难以逾越的鸿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是当时乡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选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乡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为农民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就业空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农民长期不能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空间。

城乡关系上的另一极端倾向是单方向地促进城镇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力量集中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标志。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

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遵循西方的城市化逻辑，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诚然，城镇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简单的以城镇化为理由消灭乡村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造就了乡村文明成为中华农业文明的主体。乡村蕴含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我们简单套用单向城镇化模式对待农村，就会促进其衰败，瓦解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单方向城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乡村由贫困村变为富裕村，从衰败走向繁荣，就是由乡贤返乡所带动的，在浙江义乌笔者调研过一个叫何斯路的村庄，就是在一个能人的带动下把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类似案例并不乏见，这个能人或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或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各自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以及所积累的资本，凭着一腔乡土热情和情怀，返乡创业、兴业，重塑乡村共同体，带领父老乡亲致富，被称为新乡贤。乡绅制度植根于乡土社会，告老还乡是中国乡村传统，乡绅作为体现儒家道德规范、实施知识教化的有威望群体，通过维护伦理、劝课农桑、纠纷调解、扶贫济困、协调村落公共事务等，保障乡村有秩序运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

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因此，重塑城乡关系不是切断人们返乡的路，而是给包括市民在内的新乡贤下乡、返乡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只有让有条件进城的农民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才能为留在乡村的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下乡的人才创造机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条件。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乡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

认识乡村学校的重要性，完善乡村教育体系

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的教育机构，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过程。然而，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乡村撤点并校的初衷是因为乡村儿童数量减少，难以撑起一所像样的学校，因此为了让乡村儿童接受更“优质教育”，就只能让他们离开乡村，到镇里或者县城更好的学校去读书。且不论这样的“好心”能否得到决策者想象的好结果，这个做法到了基层就变成一些地方“胁迫”老百姓“城镇化”（实际上是要农民到城镇买房子）的手段。最露骨的口号就是：“小手拉大手”。其逻辑就是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