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存在问题和对策思考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有的地方和行政部门在深化“放管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过程中，依然不到位、不执行、不落实。如审计署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指出辽宁省、吉林省的4家单位在国家明令停征、免征后仍违规继续征收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564.32万元；4个省的6家单位依托行政权力或履职便利等，违规向企业收费6830.18万元。有的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企业办事“二次录入”，办件与进件“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刁难企业办事。

二、傍官好办事、没权难办事。

有的地方简政放权搞“数字游戏”，将审批改为核准、审核、事前备案，或者无关联的合并，企业办事依然难。有的地方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招拍挂到开工预售，就要经过24个部门单位层层审批，需要加盖48枚289次公章，不请客送礼，傍官出面，2-3年办不下来。有的企业官商勾结好办事，如，刘铁男向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打了个招呼，后者通过广汽集团内部人员运作，最终让张爱彬的公司获得了4S店指标，而这次的好处费更是达到了1000万元，“打个招呼”价值千万。

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有的腐败官员习惯于“瓜田李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如，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保洲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土地竞拍、政府采购招标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某私营企业和个人财物共计9万余元，并授意单位员工通过虚报支出套取财政资金、收取有关单位赞助费不入账等方式，私设账外资金共计106万元并自行开支。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收款员’。”2017年4月《法制日报》记者逐篇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公布的悔过书。发现该栏目推出3年来，披露的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