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问题

政策执行是贯彻落实政策的活动与过程，研究政策执行的意义在于理论上解释、实证上揭示执行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成功或失败的影响因素，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1]。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开启了新发展阶段的一项重大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以及多组利益逻辑不同的主体[2]，其落实情况远非监测数据所能表征，亟需对其执行逻辑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抓住关键的问题，也亟需深入调研“解剖麻雀”，发现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国内对“双减”政策的研究总量偏少且以理论探讨居多，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不足。部分文献就“双减”政策落实中的关键问题、焦点难点、政策工具选择、利益博弈等进行了理论探讨，为本文理解“双减”与教育本质的联系、了解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在落实“双减”政策中采用的政策工具、把握“双减”政策落地中的网络结构及其间的利益博弈等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这些文献未能系统地揭示“双减”政策执行的底层逻辑，比如利益原则和中国特色的央地治理体系等。其中，前者是马克思研究现实经济关系的逻辑起点，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3][4]； 后者以分权和地方政府考核激励机制为核心，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中国速度”“中国模式”及各种特有问题，是根源性制度安排[5-7]。

二、理论逻辑

利益是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根本动因。列宁认为，要了解社会事件的本质，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8]。鉴于此，本文从利益原则出发，综合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研究范式[9]，聚焦“双减”政策的目标（终点）、历史基础（起点）、关键主体及利益逻辑（重点），构建了 “双减”政策执行的理论逻辑。

（一）“双减”政策执行的三阶段目标

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曾多次提出政策意见和要求，但成效欠佳[10]。此次“双减”政策以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为切口，意图通过系统发力，让教育回归学校、回归立德树人本质，让商业逻辑回归教育逻辑[11]，重构教育领域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12]，从根本上破解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畸形的“双轨制”格局，消解教育内卷。从“双减”政策文本看，“双减”政策的执行至少要历经三个目标递进的阶段。第一 阶段是“双减”政策发布后 1 年内，目标是有效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过重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

力。第二阶段是“双减”政策发布后 1—3 年内，目标是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第三阶段的周期和目标

在政策文本中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按照逻辑应在第二阶段之后，即“双减”政策发布后 3 年及更长的时间段，目标即“双减” 政策的总体要求，包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等几个方面，是“双减”政策在根本上意图的目标。

（二）“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四组关键主体及其利益逻辑

围绕“双减”政策的目标，中央政府提出了合理控制作业结构、分层分类设计作业、加强完成作业指导、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深化升学改革、完善家校协同等实现路径。相应地，这些路

径行为主体的有效参与是关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