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 年的“我也很绝望啊”到2016 年的“葛优躺”、

2017 年的“佛系青年”，再到近年的“躺平”和“内卷”，广为流传的网络语言中所弥漫的群体心态及其所传递的社会压力，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心态秩序，甚至形成了以网络流行语为表征的造词景观。“景观”的出现源于人类社会在私有制阶段之后，资本由对物的支配关系转向对人的支配，即从资本的获取和拥有转向了资本的表演和显现。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生活自我剥离，在庞大的现代化聚集力下，“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变成了表征”。

网络造词景观提供了一种社会自我和集体人格的表征，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心态提供思路。一个关键但未尽清晰的问题是：网络造词景观的形成，在理论上是如何连接群体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当下的社会环境又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社会群体的心态秩序？经验显示，网络流行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承载着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继而影响社会心态秩序。因此，涵盖这些特定观念与责任伦理的话语体系是否得到科学建构，则构成社会良好心态秩序的重要

条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话语与社会环境共变的视角，探讨当下网络造词景观中心态秩序的形成逻辑及其理论根基。

社会语言学家威廉-布莱特曾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共变”关系，他指出“语言蕴存的社会意义能折射社会动态”。在这个意义上，“共变”所强调的是社会的环境性影响，而非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语言表征作为社会环境构成的一部分，在结构化的人类行为中创造和传播意义，提供了反映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捕捉社会变化的能力。郑也夫在《语镜子》中指出，语言不仅积淀了过往的事实，也传递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具体来说，在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结构转型中，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代社会心态的投射，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动态改变。其中，网络造词由于其语料创新性和内容生动感，成为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征，这些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以及这些现实下的社会心态，因而可以认为网络造词景观具有与社会环境“共变”的特点。

从“共变”的过程来看，网络造词的内容源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传播，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呈现为日常话语的隐喻。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每年都有一些新生的话语和词汇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