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城镇化是促进我国今后中长期发展的国家级对外和对内两个统领性战略，“一带一路” 重点是构建新时代下区域对外开放大格局，必将会对过去以被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模式为特点的中国城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而作为关键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又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两者理应相互交叉、彼此融合。目前来看，推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重要性尚未被深刻认识，亟待深入探索。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内容和可能用到的方法，为更深入地研究“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空间耦合问题，化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指导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城镇化;城市群;空间耦合;政策取向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美贸易冲突的出现，原有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可维持。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对外，我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重大举措， 致力于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家和地区间双多边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截至 2018 年 8 月份，已有 10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118 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 对内，作为国家战略的新型城镇化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关于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领域，[1]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最大的结构调整。[2]《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经济体系内嵌入发达国家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果，而“一带一路”是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必将对沿线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3]两者理应相互交叉、彼此耦合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城镇化建设模式重塑，主要城市群和重要节点城市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加快全球城市 体系重组和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与连接，深入国家和地区间交流与合作;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撑“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主要空间平台和核心支撑体系。不过，到目前为止，较少有文献直接聚焦“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这一问题，梳理“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大背景和 新一轮全球化与过去的差异及其對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深入分析“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耦合机理，并对耦合效 应进行测度，提出推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科学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助力国家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助推我国产业再布局、人口有序流动， 化解我国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空间耦合的理论支撑

（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理学是决定国家历史命运的第三种力量。[4]经济与地理互动机制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是要素禀赋、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区位因素，即第一自然，属“地理”范畴;[5]二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即第二自然，属“经济”范畴。在第一自 然属性不能改变的背景下，近些年来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强调第二自然对经济地理的影响，侧重于研究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机制。[6]“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尊重第一自然地理的前提下，更加重视第二自然地理的作用。

“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7]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8]不仅能够梳理大国崛起过程中“对外策略变化”和“内部格局调整”的内外呼应与联动逻辑，有利于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和重塑亚欧“世界岛”经济地理的两个大局

的统筹，[9]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创新国际发展模式，[10]而且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4.0，[11]能够通过中国经济格局的再调整，促进合作相关区域整体的协调化，整合内部市场空间，[12]有助于重新审视既有国家空间开发格局，[13]将对进一步优化地区经济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推动东中西经济均衡发展，[14]对国土空间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15]标志着中国由过去侧重内部转向内外兼顾，寻求完成内部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的新办法。[16] 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的具体研究主要侧重于产能合作、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地位和重塑经济地理以及合作方式和区域选择等方面。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城市协调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指导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纲领性框架思路。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所在，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王牌”引擎。[17]倪鹏飞等探讨了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路径设计及其机制等问题。[18]姚士谋和陆大道等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认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我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等三个理论与实践问题。[19] 不过，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城镇化推进速度过快带来的相关经济社会问题，[20，21]城镇化的推进方式问题， [22-24]土地户籍制度和城市间的人为分割等问题，[25]开放度、区位等造成的城镇化差异问题，[26]以及“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27，28]

从地理范围来看，集聚带来的技术外部性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29]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30]这其中，城市群比单个城市区域具有更大的空间弹性，有更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这些对于技术溢出而言不但提供了渠道，也提供了承载的平台，城市规模扩大与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溢出，[31]并且有利于化解小城市过小带来的效率损失。[32]中国应该发展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通过其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市化的跨越。[33]可以说，城市群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我国最具创新活力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我国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从十七大到十九大报告等均明确提出了构建城市群体系。方创琳等指出，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34]《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不过，我国城市群建设目前仍存在着大城市规模过小、中心城市功能过度聚集所形成的“城市病”、经济效率不高、用地结构和利用效率有待提升、城际交通网络滞后于城市群发展需求、城市群发展协同机制落后等问题。[35，36]另外，《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 2016》指出，中部城市群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隐形塌陷”，西部城市群由于地理位置欠佳，它们一般在区域发展中竞争力有限，在人力、资源的抢夺中劣势明显。

（三）“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空间耦合是大势所趋

陆大道认为，“点轴系统”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37]。“点轴系统”开发模式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确 定若干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地市间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特别是若干个点（城市及城市区域） 予以重点发展，对位于轴线上和轴线的直接吸引范围内的资源予以优先开发。“一带一路”倡议既凸显中心城市“点”的作用， 也通过六大经济走廊显示了“轴”带动的空间，而且也顺应了全球经济的区域主义浪潮[36]，与“点轴系统”理论一脉相承。

胡鞍钢指出，“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加速器”。[38]陈明星等提出了“一带一路”应该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39]目前，中国 95%以上的城市群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使得城市群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阵地，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分别是面向国际和国内视野的着力转型升级的新倡议和新战略，两者之间如何形成互动和融合发展是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这其中，节点城市是推进“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点，是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联系中心，通过加强节点城市建设，可以为“一带 一路”建设“串轴”、“结网”和各领域全方位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空间支撑。殷德生认为，“一带一路”下的中西部城镇化有助于突破“胡焕庸线”。[40]刘志彪等指出，当务之急是要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的建设，

先建立总部生产基地，再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地位，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以我为主导的价值链体系，并通过加入全球创新链体系，依托全球创新网络，实现生产者驱动和消费者拉动的互动。[41，42]沿“一带一路”不仅能够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科学指导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分布和资源整合，而且能够推动中西部重要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有效突破。[43]西部民族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匮乏、城市首位度突出、城市群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明显、城镇发展的生态承载能力低，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形成掣肘，需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进行适当调整。[44]“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不高，不同线路以及同一线路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各节点城市不同方面发展差异较大，各线路、各城市都存在着“短板效应”[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