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绿色发展是在统筹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促进“两个和解”的根本举措，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的继承创新和最新发展成果，是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闪烁着政治、经济和生态学的智慧光芒。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凝练和升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在于抓住“生态创新”这个关键环节，在搭建平台和完善机制上实现突破。绿色发展不仅为我国新时代制定落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划定了生态底线，而且给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绿水青山”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世界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1]对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有重大指导意义。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深刻阐明了尊重自然和利用资源、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关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认识、新升华。绿色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点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绿色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两个和解”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点。

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其著作中所谈到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同他的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3]通过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文本有关观点的爬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 较早地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围绕于此有着诸多的重要论述，阐明了自己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人化自然观被誉为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逻辑起点。青年马克思深度关切人与自然关系问题，1839 年—1841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潜藏着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浅认识和简单理解。自然界是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的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4]人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活， 因而“对人类及其所处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的基础之上。”[5]《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字里行间倾注着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该著作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找准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所在，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6]的观点，首次使用了“人化自然”的概念，表达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为“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索取关系，要求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源，必然导致生 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工人身体、精神的双重摧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自我异化的扬弃和矛盾的真正解决，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创造“实践”概念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更高层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创造了“实践”这一概念，并以“实践”作为工具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有了人类实践，自在自然不

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自由，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以实践为工具分析自然界，使自然界从此真正有了历史的纬度，成了“历史的自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举世公认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反映。同时，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破自然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发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考察，且“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揭示了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与规律。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解决自然异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在《资本论》及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物质变换”概念，将人与自然异化、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放到了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和实践中。他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体现为资本主义剥夺式的生产方式，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0]即是说，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导致社会失衡和人的单向度发展和严重的 生态危机。[11]就表面上看，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深究其源却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只 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2]从事“两种生产”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晚年一系列笔记和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最新科学事实，从自然条件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影响、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自然與人类技术的相互作用等方面论证了“人类源于自然、离不开自然”的观点，是对生态环境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意蕴深刻、内涵丰富，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路上的指路明灯。该思想在科学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深刻阐述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两个和解”的基础条件和根本路径。它为新时代我们解释纷繁复杂的生态系统行为、探寻生态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

在解决群众温饱、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路上，始终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 视，乃至于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系列问题渐趋凸显。胡锦涛是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慎思明 辨中阐述其生态文明思想的。2005 年 2 月 19 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3]人与自然求同存异、和谐共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共享蓝天碧水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 建设被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从观念层面看，突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4]要求公民自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其次，从经济层面看，强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须“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15]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循环生产、低碳生活;再次，从制度层面看，强调“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16]要逐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强大的外部威慑。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为新世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念契合了生态治理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