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sophists）是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具体指在希腊各地巡回授课的“教师”[1]。他们主要向年轻人传授论辩术，并收取费用作为回报。智者（sophists）一词来源于希腊词汇“sophos” 和“sophia ”。“sophos” 和“sophia ”最初泛指“某种技艺或才能”[2]27。这种技艺包罗万象，所以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多人都被尊称为“智者”

（sophistes，sophists）[2]28，意思是“有智慧的人”或“圣贤”。荷马和赫西俄德等有成就的诗人都在智者之列。到公元 前 5 世纪后期，智者一词由于这些巡回授课教师的出现具有了特殊含义。这些教师自身具有高超的语言和论辩能力，并能够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因此被尊称为“智者”。从此，智者一词便为这些教师所专享。对于智者，人们一直褒贬不一。苏格拉底一直对智者持贬斥的态度。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称智者是“批发或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3]434;在《裴德若篇》中又称那些智者都是狡猾的骗子，因为他们采用颠倒是非的艺术蒙蔽人们的心灵： “他们对于心灵懂得很清楚，却把它隐藏起来”[4]。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也曾经在《智者篇》中称智者是“贩卖德行知识的零售商”[5];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6]64 但是智者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普罗泰格拉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他认为智者的技艺是一种古老的技艺，他所做的同荷马、赫西奥德等伟人所做的事情一样，是向人们传授美德，让人们学会正义、勇敢、节制、虔诚，给人以精神教养[3]437。黑格尔对智者则持比较客观的态度，称智者们是“思辨哲学家”，探讨诸如“世上的权力是什么” “解决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思想是什么”等哲学方面的问题。黑格尔主张把有关智者的负面意义抛在一边，以科学的态度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将希腊哲学分成三个主要时期：（一）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二） 罗马世界中的希腊哲学;（三）新柏拉图派哲学[7]170。第一时期哲学又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的从直接被规定的抽象思想到自身规定的思想阶段;第二是智者、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派的将“绝对”设定为主体、进入主观反思的阶段;第三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客观思想和理念相统一的阶段[7]172。在这一阶段的划分中，黑格尔把智者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智者在希腊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智者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人们对智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史学研究和各种具体研究。欧格雷迪（Patricia OGrady）主编的《智者：导论》[8]和柯费尔德（G. B. Kerferd）的《智者运动》[9]都是对智者的专门研究。格思里（W.

K. C. Guthrie）的《古希腊哲学史》[10]、龙格的（A. A. Long）的《早期希腊哲学的剑桥导读》[11]和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翻译的《最早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前学派和智者》[12]中也都用了大量篇幅对智者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包 括智者的定义、智者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智者的各种主张以及对当时哲学的影响等。而对智者的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对智者各种具体思想的深入解读，主要包括对智者的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法律思想、修辞和语言哲学以及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比如，西亚帕（Edward Schiappa）的《普罗泰戈拉与逻各斯：希腊哲学与修辞学的研究》[13]、巴雷特

（Robert C. Bartlett）的《诡辩术与政治哲学：普罗泰戈拉对苏格拉底的挑战》[14]和加加林（Michael Gagarin）的《雅典人安提丰—诡辩家时代的雄辩术、法律和正义》[15]就是对智者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考察。吉利奥利（Ugo Zilioli） 的《普罗泰戈拉与相对主义的挑战》[16]则专注于对智者的相对主义哲学的研究。刘开会的《智者—古希腊的平民教育家》[17]和徐秋海的《古希腊智者派与哲学派教师比较研究》[18]解读了智者的教育思想。而杨师群的《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19]和方熹与张能合著的《古希腊智者派“怀疑论”与庄子怀疑论比较分析》[20]则把智者的哲学思想与我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学者们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智者的认知。但是人们必须看到，目前对智者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智者不仅对修辞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且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他们对人本主义的贡献更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事实上，智者促进了希腊古典时期人们对逻辑思维的研究，其论辩的技巧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为日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維基础。同时智者在论辩中所涉及的有关伦理道德、法律政治和传统宗教等内容也促成了苏格拉底等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的论辩和思考，为日后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笔者认为在现代人热衷于重新审视人本主义传统的今天，有必要对智者的人本主义思想进行梳理和挖掘。

一、古希腊早期人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智者运动

人本主义（Humanism，又称“人文主义”）一词源于拉丁语的“Humanus” 一词，意为 “一种关于人类一般事务的思想体系”[21]。这一思想体系弱化宗教的作用，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的本性即为“善”[22]。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思想流派， 人本主义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所包容的根本性概念是和谐与秩序，这也正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追问世界的本源和运行规律的问题，他们的思想中不时闪烁出人本主义思想的火花。在第一代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那里就有对人的思想的基本认识。泰勒斯声称“万物是水”，强调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认为水是构成世界的“始基”[23]6。泰勒斯的论断肯定了人类思想的能动性。在泰勒斯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思想所理解的。泰勒斯的思想促成了古希腊人从神话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变： “他打破了传统，也打破了与直接感觉印象的短视的联系”[23]8。在第二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则见有和谐理念的萌芽，其“万物都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的理念绝不是单纯的不可知论，而是强调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认为各种事物在对立面相互作用下，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在不断变化的宇宙当中必然会有一个不变的整体法则，这一法则就是“逻各斯”，而对这一整体法则的理解便构成了人的“洞察力”[24]30。在同一时期其他哲学家那里，理性则受到尊崇。巴门尼德提出了与赫拉克利特完全相反的命题： “没有任何东西是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的”。这一命题被后来的哲学家加以重构：凡所是[存在]的，是 [存在]着。凡所不是[存在]的，不是[存在]。凡所是[存在]的，可以被思想。凡所不是[存在]的，无法被思想[23]14。巴门尼德的理论指出了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用逻辑推理的理性方式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意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构筑了一个微小粒子在虚空中的运动，主张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是构成世界的统一元素。由于原子不能被感知，所以这个理论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对理性的充分肯定。而毕达哥拉斯把世界运转的秘密归结为数学，主张构成世界的不是物质元素，而是“数”[24]18。数学构成了世界中的永恒结构和形式。从这种意义来说， 毕达哥拉斯是“双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他一方面提供了数学证明的理论依据，一方面坚持关于实在的知识是通过理性而非感官所获得的[23]022。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早期哲学家有强调“和谐”和“理性”的端倪，但这一和谐和理性都是在自然中寻求万物本源和归宿的哲学叩问中产生的，是宇宙论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认知，这些理论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比如在毕达哥拉斯那里，人们就发现“宗教神秘主义与以数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肩并肩地存在着”[23]22。

事实上，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后期的智者运动。当时雅典和希腊社会进入古典时代的繁盛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古希腊的哲学也出现了重大转向，人们研究的中心从自然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和人类美德等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人本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最早见于智者们的言行。智者的职业和思想体现了人本主义者的基本特征。他们很少讲授自然科学知识，更注重实际利益，所以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体现了与后来人本主义思想发展上的“某些相似的特点”[25]。智者的思想对当时的苏格拉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苏格拉底的论辩。

智者人数众多，有早期智者和晚期智者之分。早期智者影响较大，主要代表有普罗泰戈拉（Prodicus）、高尔吉亚（Gorgias）、希庇亚（Hippias）、普罗狄科（Prodicus）、安提丰（Antiphon）、克里底亚（Critias）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是其中的佼佼者，提出过著名的哲学命题，集中体现了智者运动的主旨思想。智者不是哲学流派，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却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智者运动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和意识根源。

智者运动是古希腊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公元前 461—429 年长达 32 年的伯里克利时代将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顶峰， 民主制取代了以前盛行的贵族制，普通民众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在这种宽松的政治背景下，希腊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生活，尤其关注政治生活，每个人都希望在政治生活中一展身手，为国家做出贡献， 所以在普通民众中普遍产生了提高论辩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应对各种法律事务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促成了个人主义的空前膨胀，人们希望通过接受教育改变或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为智者运动的产生创造了重要前提。

智者运动也是当时人类自我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在希腊早期，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所以人们对神抱有莫名的恐惧和崇拜。但是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人们打破了对神的崇拜，越来越认识到人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希罗多德在描写希波战争的时候就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战争使希腊人认识到，命运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由神来安排。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剧中也曾对人做出过客观的评价： “奇异的事情虽然多，却没有哪一件比人更奇异”[26]。索福克勒斯所感叹的不仅是人掌握了用于生存的各种技艺，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