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掀起了 以数字化推动政府改革的浪潮。我国也把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在实践层面，我国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要求进行了数字政府创新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参差不齐，东部区域最优，中部区域次之，西部区域呈现两极分化态势，部分省份如贵州、四川比较优秀，其余省份均比较滞后[3]。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但是也存在不匹配的情况。以上现象引发我们的思考，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同影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引致高绩效的数字政府建设？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成功路径存在什么差异？本文以省级数字政府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进行研究，揭示高绩效数字政府建设的实现机理，以期为加快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一、文献综述

数字政府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概念，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又不完全相同，前者更加强调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对政府存在形态、运作模式的深刻变革，孟庆国认为，数字政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政务，它是电子政务的高级发展阶段[4]。学术界对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绩效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穆恩（Moon）以美国市级政府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财政能力、政府规模和政府信息技术能力是促进电子政务创新的关键因素[5]。朱司宾和张明毫发现制度环境显著影响了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提升[6]。舍德勒（Schedler）以 瑞士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基于客户需求的电子政务服务设计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7]。普里布托克（Prybutok）发现政府领导者在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应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决定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8]。黄晓春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政府领导者个人偏好和官僚组织特征影响信息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互动机制[9]。李钟彬以 131 个国家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电子政务发展不仅受到国家竞争压力、邻国电子政务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国内政治制度和公民需求压力的影响[10]。马亮以我国地级市为分析对象，实证研究了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除了公众压力外， 政府自身资源状况、上级政府压力、府际学习行为和府际竞争压力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1]。张佳慧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直接影响了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12]。达斯（Das） 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与电子政务发展成熟度呈现显著正相关[13]。刘柳研究了政务短视频扩散情况，发现人口数量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对市级政务短视频开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4]。李月对全国各省健康码应用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发现省级政府数字治理应用受到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15]。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绩效受到政府内外因素的影响，既有政府内部变量，包括政治制度、政策法规、领导者、官僚组织，政府财政能力和政府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又有政府外部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需求水平、外部竞争压力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

既有研究对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提升空间：第一，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了政府数字化的某个微观方面，比如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政府网站建设绩效等，而数字政府是电子政务的高级发展阶段，表现出新的特点，有必要从整体视角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决策部门从宏观上把握关键点;第二，以往研究主要使用了案例分析法、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侧重于分析单一影响因素的净效用，难以分析不同影响因素的协同效用，也无法探究引致同一结果的不同路径。本文拟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该方法善于处理复杂因果关系问题和识别多元影响因素组态，以整体认识和组合思维来揭示高绩效数字政府建设的实现机理，有效回应了既有研究不足。

二、理论分析框架

数字政府建设通常被视为政府组织层面的创新采纳。托纳提兹基（Tornatizky）提出的 TOE 框架是组织层面创新采纳理论[16]，用于分析和解释组织采纳及应用创新技术的影响因素。TOE 框架认为组织采用和实施创新技术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技术因素指的是技术相关特征，包括技术能力、技术资源等，组织因素指的是组织自身的特征，包括组织规模、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组织资源等，环境因素指的是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外部资源、需求压力和竞争环境等。TOE 框架是一种通用理论，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自由选择变量，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非常适用于研究组织层面的创新采纳问题。TOE 框架源于对私人企业信息技术创新采纳研究，目前已经拓展到公共部门信息技术创新采纳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参考既有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也能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进行划分，按照 QCA 的研究惯例，对于中等样本分析，条件变量数量最好控制在 4～7 个之间。

在技术维度上，本文选取技术管理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作为条件变量。技术管理能力指的是地方政府使用和管理信息技术的能力，即控制信息技术相关成本，在需要时开发系统，并通过实施信息技术影响业务目标的能力，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组织成功应用信息技术增强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信息技术管理能力，而不是拥有信息技术资产[17]。技术管理能力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其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实现程度。数字政府特别指代电子政务的高级发展阶段，更加强调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改革的影响，如果缺乏这些支撑， 数字政府建设很难取得突破和持续性发展。

在组织维度上，很多研究选取组织的财政支出作为条件变量，但是财政支出包含的内容很多，用于电子政务的财政支出不一定等比例体现在总财政支出中，相关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电子政务影响的假设无法得到验证[18]，所以本文不考虑财政支出。本文选取组织领导和数字政府制度体系作为条件变量。组织领导指标考察各省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而进行的组织保障建设，包括成立权威性领导小组和专门性职能部门，数字政府建设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 需要统筹协调各种资源。数字政府制度体系指标考察各省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包括政策、规章、标准和法律等各种规范性措施。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基础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政府管理模式变革，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在环境维度上，本文选择公民需求压力和府际竞争压力作为条件变量。在我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对公民需求的有效回应[19]，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和完善公共服务方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目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政务信息和办理业务。已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学习是促进政府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8]，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了竞争稀缺性资源（选民的支持，投资者的青睐等），通常会采用竞争者的做法[20]。另外，地方政府为了降低行政成本和失败的风险，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倾向于模仿邻近或者相似政府的做法[21]。加之，在我国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与邻近地方政府绩效的比较是重要考核依据。

综上，本文从 TOE 框架出发构建了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三、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然后说明了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过程。

（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