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内部资源禀赋结构与外部国际环境条件渐进式演化，我国已经迈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同时进入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攻坚区与深水区，如何有效提振我国实体经济、保证社会平稳发展成为新阶段党中央与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核心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成为我国政府组织理性回应客观变化与演进趋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作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运行载体，政府组织治理毫无疑问成为我国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前沿阵地。因此，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降低监督与管理成本，提升总体社会治理绩效也就成为未来长时期我国政府组织与职能部门的主要工作目标。

当今全球再一次涌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云计算的数字经济的诞生与泛化催生出诸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与新商业模式。作为继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全新经济业态，数字经济深刻影响不同维度的发展领域与运行系统，已经高度渗透与深度融入于我国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各个环节与阶段。但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数字时代也衍生出诸多新风险与不确定性，数字风险有着特殊的隐蔽性、突发性、跨界性与随机性等全新特征，这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能力。在数字新时代，我国各级政府组织能否高效融入数字浪潮之中，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有效解决新旧治理顽疾，提高电子政务能力与数字服务水平，科学促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大议题。

二、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主要现实问题

在数字时代发展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主要面临新问题处置不及时、传统问题治理效果低下、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区域问题治理力量分散、晋升政策扭曲、官员行为约束低效等现实难题。

（一）新问题处置迟缓

在数字发展阶段，内嵌时代特征的新问题与新风险层出不穷，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谣言、P2P 爆雷、虚拟币洗钱等乱象已经严重侵犯我国国民群体的基本权益，负向冲击市场主体的生产生活行为。由于我国监管制度框架具有明显的审慎包容特征，导致政府部门对新兴领域的监督与管理表现出较为宽松与放任态度，进而营造出一种软约束的“和谐”环境氛围。但过于包容的监管理念与行为诱致市场中的负面因素逐渐累积，在达到一定规模时新的问题与风险便会集体性爆发[1]。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组织从初步识别、部分理解到全面掌握社会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且任何一项宏观措施从设计制定、公开颁布至实施落地都具有较长周期，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全新问题的处理与应对则稍显“手足无措”， 处置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与低效性，从而降低了我国政府组织的监管效率与治理质量。

（二）传统问题治理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 40 余载，基于阶段性现实特征与目标导向，我国中央政府密集颁布系列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通过调整驱动模式与构筑动力机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平稳运转，有效解决了诸多涉及温饱、民生、就业、入学等发展性难题。而对于如生态环境治理、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医疗养老等固有传统难题，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虽然从顶层设计角度科学出台多项权威性与强制性法律政策，并取得一定程度实践成效，但是现实情况仍旧不容乐观，生态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劳动力隐性歧视、重大疾病费用昂贵等问题成为横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倚重过去的

治理机制与方式并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传统难题可谓根深蒂固。老路子行不通，就应探寻新路子，我国亟须崭新的治理思路与方式破解固有顽疾，政府组织治理仍旧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