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积极老龄化已经成为以幸福晚年生活为特征的政策概念和政策价值导向， 并被世界各地广泛接受，然而学术界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导向存在争议。关于积极老龄化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一是强调全面处理老龄化的相关问题，注重老年人的方方面面，这一政策价值导向得到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大力倡导与支持;而另一种是偏向强调积极老龄化中的生产主义方法，遵循经济逻辑背后的工具理性，这一类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分析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发展变迁的基础上， 分析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带来的弊端，进而基于我国国情找到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途径。

一、西方老龄化政策理念的发展与变迁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强调老年人功能障碍、依赖性和被动性的福利导向政策思维转变到强调老年人功能性、自力更生和积极性的福祉导向，这体现了“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思潮在当代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政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福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思潮主导下，西方老龄化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提倡的成功老龄化，1987 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健康老龄化，2002 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

生产性老龄化是 Robert Butler 于 1982 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一次老年学会议中提出的。Robert Butler 认为， 关于老年人的“无生产力迷思”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论点会导致对老年人生产和创造能力作出悲观结论，如果抛去功能障碍和“社会逆境”的影响，老年人可以富有生产力并积极参与生活[1]。

与生产性老龄化相反，成功老龄化这一政策理念作为老年退出社会的对立而产生。区别于病理性变化的“正常老龄化”，Rowe & Kahn 进一步将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常态老龄化（没有疾病但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和成功老龄化（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身体功能水平）[2]。实现“成功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把老年时期当作中年人活动的延续和其典型价值观的保留。如果过分强调成功老龄化，老龄化政策关注重点人群会从那些因年龄增长而遭受疾病和残疾的人转向状态好的的老年人群，忽视对弱势和特殊老年群体的关注。此外，成功意味着有赢家和输家，但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因为残疾或健康不佳的生理特征而被贴上不成功的标签。

继生产性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之后，1997 年 6 月在丹佛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积极老龄化。2002 年，WHO“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项目”向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的报告，主要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阐释积极老龄化的含义，信息技术使人们能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实现身体、社会和精神健康方面的潜力，并根据自身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同时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安全和照顾[3]。积极老龄化这一观点挑战了老年人以往被贴上的“被动的和依赖的”特征标签，强调了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性。

通过梳理老龄化政策发展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缺陷，它被一种狭隘的经济或生产主义观点所主导，优先考虑延长工作寿命。传统观点认为老年人是无价值的。生产性老龄化观点则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可以经常参与在其社会背景下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活动。Morgan 最先提出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包括任何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活动[4]。Butler & Schechter 认为生产性是老年人个人或群体从事有偿工作、志愿者活动、支持家庭等活动的能力，以及尽可能独立地维持自己的能力[5]。这些概念被批判为是对一些群体强加消极判断，例如，家庭主妇和没有能力获得体面薪水的孱弱老年人就被“生產性”观点消极化。Moody 认为，生产性老龄化包括老年人从事的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主要分为四类： 参与有偿或无偿工作，照顾家人、亲戚和朋友，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参与终身学习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和生产力[6]。Kim 也提出了四个类别：狭义的生产活动，即参与劳动力市场;广义的生产活动即做家务、照顾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也包括非经济活动，例如心理和教育业余时间活动和自我管理活动[7]。对比以上两种生产性活动的内容可以发现，生产性活动是包括工作、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在内的能够改善家庭和社会福祉的一系列行为。

二、工具理性在生产主义模式中占主导地位

韦伯在 1978 年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区分。工具理性行为或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是由对环境中的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望所决定的，这些期望被用作实现行为者自己理性追求和计算的“条件”或“手段”[8]。工具理性会使行动者受到追求动机而驱使，致使行动者单纯的从实现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结果就是导致漠视人的感情和精神价值。由于工具理性过多关注的是事物本身的效率和有用性，容易让人形成做每件事之前衡量是否产生效益的思维方式， 一旦出现这样的思维方式，就会失去对待精神世界满足感的敬畏之心。价值理性行为或基于价值理性的行为是由出于某种伦理、审美、宗教或其他行为形式对价值的自觉信念所决定的，而与其成功的前景无关。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当下需要，更强调当下需要的适宜性，并兼顾人的长远需要。

欧盟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普遍认为，生产主义模式比综合模式更具优势。生产主义模式往往是一种基于“对政策变化的成本效益进行客观和精确的价值中性计算”的理性政策行为形式[9]。经济计算为核心的英国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理有以下释义：如果担心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则在实现经济资本增长同时要求福利的工人需求增多的背景下，解决困境的办法即为通过鼓励工作解决就业不足，和延缓老年人退休以减少对福利政策的需求。这需要重新定义晚年生活，在工作和志愿服务的积极老龄化中平衡经济账目，即不能让青年人占用老年人的资源，又能让老年人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欧洲委员会在 2002 年提倡积极老龄化政策，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做法包括終身学习、延长工作时间、渐进式延迟退休、退休后积极参与增强能力和维持健康的活动。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出台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法国计划到 2023 年时将退休年龄从当前的 66 岁 7 个月提高到 67 岁;丹麦到 2030 年时退休年龄为 68 岁;德国到 2031 年时退

休年龄将提高到 67 岁;比利时到 2025 年将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升至 66 岁，2030 年则提高至 67 岁。同时，很多国家提

高最低养老缴费年限和退休门槛。比利时在 2019 年出台新规定，将最低缴纳养老金年限提升至 42 年，提前退休不仅有最低工作年限要求，还要求缴纳最高的税。

这种做法就个人层面而言旨在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同时就社会层面而言，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抚养负担以及节约养老金和保健成本。因此，这一理念代表了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共赢策略，受到了社会的极大推崇。老年人长期从事有偿就业和志愿工作的活动，有助于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这种经济逻辑的背后是工具理性，是运用生产主义积极老龄化这一手段来掩盖节约成本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目的。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意识贯穿了欧盟和英国的生产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工具心态支持“围绕生产力的主导常识”和强调独立、个人责任和自力更生的意识[10]。

在前工业化模式中，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拥有或控制着土地、工具和工艺技术等生产方式。经济与家庭没有区别，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提供工作机会。因此，老年人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工作或在晚年工作多少，经济允许和社会规范奖励之间存在一致性。但是，在现代经济工业模式下，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的价值会降低。是否工作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个人控制。家庭和经济是有区别的，退休政策是根据家庭范围之外的普遍标准制定的。韦伯使用“铁笼子” 一词来指社会生活日益合理化，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生活越来越被基于技术、行政和市场偶然性的系统所主导，这些系统通过理性计算进行控制。当一个现代国家“被锁在工具理性的铁笼子里”时，它必须把它的公民变成加工和控制的对象和积极知识的对象，使他们陷入现代权力结构，同时个性化和总体化的双重束缚。因此， 个人越来越不能表达某些最人性化的特征，他们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损害，其个体被工具、技术、科技所定义，个体的价值同样的被赋予在通过理性计算的系统中。基于该逻辑演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但是， 工具理性主导的政策思维正在战胜价值理性主导的政策这一观点是存在争议的。基于欧盟的实践思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工具理性主导的生产主义模式比价值理性主导的相对全面的模式更具优势。

三、积极老龄化政策中生产主义方法的弊端

基于工具理性的积极老龄化政策的生产主义方法存在以下三个弊端。

首先，生产主义政策有可能将老年人视为对经济发展有用的资源。受新自由主义的启发，生产主义政策侧重于使老年人有机会通过在社区工作或志愿服务从而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新自由主义鼓励老年人拥有追求经济利益和适应市场的理想，将生产性维度作为积极老龄化发展的方向，偏向于将生产性成就等同于个人价值，这种功利主义处理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