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的第三章引起学界很大争议。康德在这一章对定言命令进行演绎，以说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学界“标准的方式”是从理论的角度批评康德的演绎是失败的。如阿利森(H. E. Allison)认为，康德从理性在认识上的自发性转换到它在实践上的自发性，但他没有对这个转换做出论证。他引用了帕通(H. J. Paton)和亨利希(D. Henrich)的观点，指出康德在“论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这一节中强调无法解释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这说明演绎已经失败了，而且他可能意识到这种失败(1)参见[美]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45-346 页。。盖耶(P. Guyer)批评康德把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具有消极意义的本体概念做出了积极的使用(2)参见[英]盖耶尔：《康德》，宫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32 页；Paul Guyer, 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Reader’s Guide,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163-171.。舍内克尔(Dieter Schönecker)指出，康德的这个演绎是“本体论的伦理学基础论题”(Kants ontoethische Grundthese)，这种论题基于知性世界及其法则在“本体论”上优先于感官世界及其法则(3)See Dieter Schönecker, Kant: Grundlegung III. Die Deduktion des kategorischen lmperativs, Freiburg /München: Karl Alber Verlag, 2016, S. 411-412.。

学界近年也出现新的解读模式。劳舍尔(Frederick Rauscher)认为，康德演绎的核心是行动者对自己作为理性存在者的确认(4)Frederick Rauscher, “Freedom and Reason in Groundwork III”, 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ed. by Jens Timmerma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3. 这里，他还列举了亨利希和阿默里克斯(Karl Ameriks)，这种以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章的方式是学界的主流。最近，刘凤娟从非逻辑的角度来理解康德对定言命令的演绎，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理想的道德人格榜样来说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从而批判主流学界的理论的解读。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奠基》这一文本内从实践的立场出发来理清楚这一问题。(参见刘凤娟：《作为纯粹榜样的第三者——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的非逻辑化路径》，《道德与文明》2021 年第3 期。)。克勒梅(Heiner Klemme)强调，康德对定言命令的演绎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进行的，他并没有试图从理论理性的角 度 来 给 出 一 种 演 绎 (5)Heiner Klemme, Kants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Ein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Stuttgart: Reclam, 2017, S.173-221.。笔者赞同以实践的方式来理解定言命令的演绎。需要探讨的是，我们如何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康德对定言命令的演绎？笔者以目前有待于学界重视的《奠基》第三章第五节关于实践哲学的界限为基础来论证：第一，由于普通的人类知性在实践领域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需要说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导致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第二，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三个问题确立了实践哲学的最终界限；第三，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奠基》第三章前三节，康德强调只能基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定言命令的演绎， 任何从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演绎的做法都超越了实践哲学的界限。从他所确立的界限来看，他确信这一演绎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试图从理论的角度理解这个演绎，在康德看来，我们就已经超出了实践哲学的界限。

一、为什么需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奠基》的“前言”提到，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第三章是从“道德形而上学” 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哪些章节属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与此相关，为什么要进行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批判与辩证法有关，如果理性在某个领域的运用中出现了辩证法，对理性的批判就成为必要的。正如思辨理性导致辩证法，使思辨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的，如果纯粹实践理性导致辩证法，那么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也会成为必要的。自然形而上学以思辨理性批判为基础，道德形而上学也需要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为基础。但是，康德没有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来命名这部题为《奠基》的著作。其理由有二：第一，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应该显示理性在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中的统一，而到目前为止，康德还未能达到这种完备性；第二，由于在道德领域，即便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知道如何行动，所以“前一种批判并不像后一种批判那样极为重要”(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 页。。第一个理由涉及理性的统一性，暂且不论。笔者在此主要考察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