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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作为创立道学、尊重士人的儒学复兴时期,其儒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就礼学而言,宋代礼学在礼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为这一时期的礼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正蒙》与《经学理窟》中均有多篇文章专论礼学,其专著《礼记说》等虽已亡佚,但亦可于卫湜《礼记集说》中窥其一端。在一定意义上,礼学可以说 是张载思想的核心,他强调“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1](p214)礼乐刑政,当以敦本善俗 的礼乐为先,礼乐能治,则名正而民和,刑政之事不求而能矣。就进学则云“能答曾子之问,能教孺悲之学,斯可以言知礼矣。进人之速无如礼。”[1](p262)知礼之人方能教人,礼为儒家之德的具象化,以此教人,其进境必大。时人对横渠的评价也经常以其礼学为着眼点,如伊川说“子♘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2](p23)司马光云:“窃惟子♘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1](p384),皆以“礼”为张学之先、张学之用心处。
近年来学界对横渠礼学的讨论已经颇为丰富,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其基本特质和产生背景进行了研究。例如林乐昌指出横渠礼学由“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两套系统构成,前者是关于礼的学术理论探讨,后者则侧重于礼在教学中的实地践履[3]。刘丰强调张载思想以易学为主体,其礼学思想亦与易学思想融为一体[4](p444)。潘斌从对“三礼”的诠释入手,围绕“张载思想中学术与实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5],展开对张载礼学的研究。相比之下,龚杰更多着眼于张载《周礼》学,认为张载与王安石类似,企图通过“井田”“封建”等古代理想制度寻求变法革新之途径[6](pp189-196)。方光华、曹振明考察了张载身处的时代环境,指出张载从敦本与善俗两个向度阐明其礼乐教化思想,分别指向道德自觉和社会风气[7](pp174-185)。
由此可见,当前张载礼学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若仔细研读已有文献,则可发现此中仍有值得深入挖掘之处。其一,就张载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礼学思想的问题指向而言,此前学者多只因道德秩序之破坏而言及张载对礼乐的提倡, 但深入其礼学思想内部应当能够更好地发现张载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其二,关于张载礼学的研究虽已涉及多个方面,但对其思想特质的辨析尚未明了。在笔者看来,道学与政术之二重进路的贯通是张载礼学最重要的特点,且该特点与张载所处时代之思想背景、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一、佛老盛行与积贫积弱
就思想背景而言,佛教自魏晋以来逐渐盛行于天下,其间虽有“三武一宗”等灭佛活动的发生,但佛教因其精致的理论体系与成熟的传教方式而始终保持繁荣。至宋代,太祖等皇帝出于统治需要,大多对其采取控制和扶持相伴的态度, 这使得佛教很快从周世宗时期之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起来,正如忽滑谷快天所说:“佛教诸宗经五代之争乱次第而趋于衰运,至赵宋时代如枯木之再春,新生命得以恢复。”[8](p369)然而在儒者看来,佛教的发展是华夏文明礼崩乐坏之表现, 故学者每以分辨异端、排佛卫道为己任,如石介便认为中华之蠹坏只因佛老之为怪[9](p61)。就社会政治而言,北宋承五代之乱而生,甫一建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等多重危机,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北宋每年须以数十万计的银钱布帛岁币于辽,至仁宗朝,西北党项的称朝立国又使边境狼烟复起。这些危机更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宋朝内部,钱穆曾指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10](p77)此说确有一定根据。
张载哲学的形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环境和社会环境,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
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p381)
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张载在笃信儒学之前主要经历了两个思想阶段,其一是在元昊猖獗极矣、官军莫敢撄其锋的时候上书范仲淹,可见他此时以功名事业为其目标。其二是广泛吸收佛道二家的思想,这种“出入佛老,归本六经”
的经历在宋明理学家中较为普遍。功名事业思想对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但范仲淹以《中庸》劝之,且张载读后爱之;访诸释老则是思想界佛道哲学盛行的表现,但张载最終仍以六经之学为不易之道。这些经历充分表明,在张载看来, 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佛老问题,都可以在儒学内部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其思想体系正是以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为指向构建起来的,而其强调政术与道学之统一的礼学思想则更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魏晋以来的历朝历代虽然都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佛学因其精微圆密的哲学思想而在士人阶层的精神世界中较为强势。魏道儒曾指出,宋代“士大夫们普遍认为精神上退隐的最好去处莫过于佛教”[11](p17),此时的儒者们虽仍把儒学视作安身立命的为政之学,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却有着更加高远的超脱于刀笔俗务的精神追求,这些追求是专言伦理道德之儒学所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形下,当时的思想界逐渐产生了“佛体儒用”的倾向,即以儒学为入世之学、以佛学为出世之学,同时认为指向形上超越的出世之学更加值得追求。后世孝宗所谓“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12]
(p60439)正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对此,余英时亦认为,“下及北宋,由于佛教,特别是禅宗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不得不继续辟佛,全力以赴夺回心性领域”[13](p64)。在此种情形下,张载坚定地反对佛学,所谓“自 周衰礼坏,秦暴学灭,天下不知鬼神之诚,继孝之♘,致丧祭失节,报享失虔,狃尚浮屠可耻之为,杂信俗流无稽之论。”[1]
(p365)认为对佛家荒唐之言的轻信,正是天下道德衰微、礼乐崩坏的表现。但与韩愈、宋初诸先生不同,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张载对佛老思想有着较多的了解,因而对佛学的批评不再局限于佛教对伦理纲常、国家经济的干扰, 而是深入到哲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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