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解讀代际正义可能性的意义

代际正义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代际正义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无限度开采和破坏，尤其是 20 世纪后期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焦虑。罗尔斯在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中首次明确提出代际正义（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理论，并以“正义的储存原则”（just savings principle）为基础讨论上代人恪守正义原则为下代人储存资源为何必要以及如何可能。代际正义的基本观点是，正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同代人之间，而且适用于当代人（present generation）与后代人（future generations）之间，任由当代人侵占和掠夺后代人所需的生存资源是不正义（injustice）的。

重新解读代际正义理论具有新的时代意义。与其他工业化社会相似，我国当前也面临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式消费等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多次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社会[1]。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同时，推动绿色发展必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2]。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远布局和长期规划印证了代际正义理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道德体系建 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响应党中央建设节约型社会号召的背景下，代际正义的可能性值得重新解读。

代际正义的证成和实现并非理所当然，障碍主要来自人们心目中的自利观念。同代人之间对正义的追求往往通过契约或战争的方式相互制约形成，即便如此，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之间由于力量悬殊仍然广泛存在不公正现象。上代人与下代人之间隔着时间和空间追求正义就更加艰难，未来的人没有机会与上一代人面对面谈判正义的条约， 这使得代际正义的可能性需要复杂的论证才能成立。笔者以论证代际正义为线索，穿插休谟、康德和罗尔斯等的不同正义观，在政治哲学简史的基础上以比较的视野重新解读代际正义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可能性，以求深入揭示代际正义的理论张力。

二、代际正义可能性面临的逻辑障碍

（一）利己主义：人生而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