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自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内有关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的研究日益升温，成果日渐丰富，但总体上还是相当有限，系统性研究以及直接以“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篇名或主题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以“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区分为非专门性和专门性两个方面，本文着重对若干专门性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概念意蕴与构建理由、现状与完善路径、文本变化与实践展开、国际比较与中国启示等多维度展开。本文自觉地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主题进行文献梳理、反思与展望，有利于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总结提炼我国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中的“普遍经验”与“中国特色”，最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制;生态问责制;研究梳理与判析

2003 年 SARS 危机引发中国启动政府官员责任追究风暴，2005 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2006 年中国首次出台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21 世纪以来，国内有关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开始日益升温。特别是自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有关中国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总体上看，国内有关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有限， 系统性研究专著以及直接以“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篇名或主题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但在有关中国 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研究的具体内容中，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意图与努力已初见端倪，这主要体现在以中国特色或中国的“生态问责制”、“环境问责制”、“生态行政问责制”、“政府生态问责制”、“政府生态绩效问责制”、 “政府环境问责制”、“政府环保责任制”以及“政府生态责任”、“政府环境责任”等为篇名和主题的研究成果之中。我们认为， 自觉地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主题进行文献梳理、反思与展望，必将有利于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总结提炼我国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中的“普遍经验”与“中国特色”，最终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

一、从非专门性研究到专门性研究

以“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主题，与本主题研究紧密相关的非专门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中国特色（或中国）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为主题的一般性研究成果，其中政府责任类型包括生态责任但又不局限于生态责任;二是以中国特色（或中国）的生态责任追究制度的一般性研究成果，其中责任追究对象包括政府但又不一定局限于政府。在此，非专门性研究成果虽然不应是重点综述的对象，但其研究内容对本主题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关联意义，而且也有不少研究文献中的内容就包括以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或政府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建设的话题。而所谓专门性研究成果则是指与本主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即以中国特色（或中国）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篇名或主题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我们对于目前学界有关“中国特色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或“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现状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学者们已经提出并初步展开了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二是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还存在相对不足。

比如，十多年前就有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照搬照套西方问责制理论的情况较多，对之进行矫正、补充丰富的内容还较为欠缺。而任何西方舶来品都必须本土化，即要适合中国国情。[1]近年有学者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03—2015 年收录的以“问责”为篇名的国内文献研究认为，自 2003 年中国大陆高度关注高官问责后，学者在学习吸收国外与香港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理论、制度和实践体系的构建问题。[2]10 具体地说，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度研究主要呈现为对其理论内涵、实践问题、价值意义、发展历史、中

外比较以及构建路径等诸多研究角度与研究领域。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责任政府是“真正的负责制”与“人民管理制”，其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之上，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的政治责任比责任内阁制下的政府责任更为严格，同时中国责任政府也是一种宪法责任政府，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国责任政府体制是由人民问责制、政治问责制和行政问责制三个部分组成的，而政府问责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不完善、政治问责机制不健全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是中国政府问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3]也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度的“中国意义”必须是体现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必须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必须在制度上有利于规范政党、政府、人大與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中国意义”也在于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与保障，在于使得有数千年官本位传统的中国政府官员开始面临除了政治斗争之外的责任约束，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 分。[4]还有学者认为，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的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已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以及探索以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干部问责制度的发展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5]有学者通过对中西行政问责制系统地比较研究后认为，西方行政问责制对中国的启发主要在于注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和以法律规范权力，并具体分析和论证了这些普遍经验在中国的特殊实现方式。[6]还有学者更加深刻和前瞻性地指出，纵观我国有关行政问责研究，存在片面强调从宪政的视角沿用西方国家议会、媒体和公民的民主问责的现象，而忽略了中国基本国情。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特点要求相适应，中国特色的新常态化的行政问责机制应当能整合行政内外监督主体，避免职能交叉和重复监督，充分发挥组织问责与群众问责的合力优势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