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监察法治是国家反腐败治理过程中的特色制度路径和法治实践状态。监察法治实现了当下中国国家治理道德价值、实践价值、法治统一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融合。其价值表征分别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与弘扬、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监督升级、监察法体系化的逐渐成形和纪检监察学学科的入纲成目。但“法治中国”建设对监察法治升级还有多元的制度需求，即对“监察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对监察权依法正确行使的监督、对“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及党对监察机关领导的强化和规范化。“法治中国”的未来进路主要在于：通过监察法治之“全”来实现反腐思维引领、通过监察法治之“治”形成反腐治理先手、通过监察法治之“信”形成反腐价值崇尚。

关键词：监察法治;“法治中国”;党内法规;法治体系

监察法治，特指 2018 年前后全国性党政合署办公改革之后的纪检监察法治运行过程及状态，尽管这一过程的开端其实早于 2018 年整体性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为一种政策与法制并行、宪法修改与法律出

台共推的改革样态，监察法治改革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提供了动力升级与学理支撑。随着“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作为我国反腐败治理制度样态的监察法治如何与“法治中国”实现同频共振，即如何处理监察法治与法治中国之间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形态，成为一个亟须研究的理论命题。本文拟结合不同规范视角和制度语境，对监察法治作为“法治中国”的特色之“治”的独特性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一、中国监察法治的“价值”表征

“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

解。”[1]引申而言，监察法治的价值取向是监察法治得以被理解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一种价值的生成、延续与消失势必会与同时期公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监察法治的价值取向正是脱胎于公众对腐败治理的心理认同和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并与“法治中国”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融贯性，其意义在于为监察法治作为“法治中國”的特色之“治”铺垫价值基础。

（一）道德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与弘扬

历史法学派的研究证明：“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其共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监察法治能达到目前的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权重与道德动力功不可没。法治最终的发展是趋向于道德的教化，从而促使适法对象都能达到渐次自律的过程。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和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等[3]，都在监察法治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进去的不仅是行政权等国家权力，更包括党权中的决策权等诸多权能。监察全覆盖的理念推行， 也将这种监察对象平等受监督的趋势推向彻底。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层层推进，凸显了监察法的“道德法”属性，也将监察制度这种针对“人”的反腐败法适用推向了公职人员的日常所为，即“8 小时之外” 的生活状态和道德表现，不仅是对职业道德的要求， 更有对社会公德及家庭美德的兼顾，成为契合中华传统的“德配位”的实际表现，有力强化了对政治道德的现实要求。这些改革趋向都清晰表明，监察法治所要追求的治理状态及责任科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政纪处分所能涵盖的，行政责任已不足以囊括政治责任、领导责任乃至宪法责任等各种责任维度[4]，道德责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申中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复

位。当官须为民担当，“官德”是传统社会百姓对官员

的道德诉求，也是当下所有公职人员应有的监察法义务与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