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确定为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进一步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治理现代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它是一场能带动治理领域深入变革，增强风险应对能 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全面性变革。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将处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现代化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场域和重大背景。

风险社会背景下，重大突发事件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对其应急管理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须从国家层面推进，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成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2003 年，“非典”疫情

暴发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应急社会动员则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2007 年，《突发事件应对法》进一步明确，“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国家积极启动应急响应，发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党和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公众都投入到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中，全社会应急动员能力短时间内充分释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方面存在明显短 板，需要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动员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手段，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是否有效在于动员能否将应 对危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处理危机的治理 效能[2]，且运用规范化的方式应对和化解风

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而，系统探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的逻辑和转型路径，对构建应急社会动员共同体，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从治理视野对社会动员进行研究的并不多。有学者从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的关系出发，认为社会动员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它能整合资源、促进参与、消除矛盾和降低风险[3][4]，适应我国国情，属于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5][6]，但治理环境变迁对传统社会动员提出巨大的挑战，社会动员有自己的边界，不能代替正常的官僚制运作[7][8];应急社会动员应从“命令型”转向“治理型”，

政府须转变观念，提升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的意识和能力[9]。有学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危机管理依赖高效社会动员机制，它能集中社会资源、减少公众心理恐慌、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也是国家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危机的独特优势和有效手段，应建立政府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动员机制[10][11]， 且动员应贯穿危机管理全过程，不同阶段需制定不同对策[12]。而少量直接研究重大突发事件（危机）应急社会动员的文献认为， 有效社会动员是提升突发公共事件應急管 理水平和质量的关键，社会动员可以降低应急管理成本、减少损失、促进政社互动，因而应完善相关动员机制，促进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应急管理[13]。

有学者认为基层应急社会动员是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手段和支撑，社会动员存在无法应对高负荷运转场景、动员方向不明确、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大数据智能手段缺乏等问题[14]。总体来看，现有文献从治理视角对应急社会动员进行研究并不多，专门系统对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的逻辑与转型路径进行探讨的相对缺乏。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两点：一是研究视角上跳出从政治学、党建等角度研究社会动员，转向从国家治理视角，关注治理现代化进程，面

向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高度复杂应急场景进行研究;二是研究内容上跳出传统以社会动员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和方法的微观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系统剖析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动员的关联与依赖逻辑，并进一步探讨转型路径，旨在构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共同体。

二、关联与依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的双重逻辑

应急是社会动员的目的，社会动员是应急的手段和方式[15]。“在利益分化的社会里，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16]（P2），达成一致行动比较困难，社会动员是“多元主体在互动中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5]，也是达成集体行动、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