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经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表决通过，

并于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大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近年来，伴随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无人驾驶、面部识别等新模式引发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凸显。个人信息被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以及非法买卖日趋严重，大数据杀熟、电商平台广告骚扰事件频发，严重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良影响。据《2020 年度数据泄漏态势分析报告》显示，个人信息泄漏事件占所有数据泄漏事件的 60%。个人信息保护法旨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双重目的。它的出台与实施，彻底终结了个人信息“裸奔”的时代，必将为我国个人信息的合法合规处理提供法律指引，为我国数字社会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大的动力，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发出“中国声音”。

一、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逻辑理路

自 2003 年开始，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便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经过长期实践与科学探索， 个人信息保护法终于从雏形到成形，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中蕴含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以“权利”为核心的理论逻辑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法治社会奉行权利本位，“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公民普遍的信念和共识，“为权利而斗争”也成为法律人的担当和使命。网络空间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社会活动空间，在这个新场域内，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例如，2016 年 8 月发生的山东姑娘徐玉玉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被骗自杀身亡案件，令人触目惊心。个人信息保护法系统地建立了权责明确、保护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保障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以“告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的一系列规则，只有在被告知者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确做出同意的前提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才能处理个人信息。同时，该法还赋予了被告知者撤回其同意的权利，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不得以不同意或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又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专节设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对其采取“概括+列举”式的立法技术，对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敏感个人信息等进行单独规定。敏感个人 信息的特殊处理规则，体现了该法对隐私权以及与人格尊严或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个人信息的倾斜保护，“在价值上申言了数字科技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把人的权利及尊严作为其最高目的，并以人权作为其根本的划界尺度和评价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运而生、恰逢其时，丰富和发展了公民权利，折射出网络时代的人性光辉，体现了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根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