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建设经 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1]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现实实现，代表着人类民主的新形态， 具备显著优越性。西方民主国家近年来出现了普遍的 “治理失败”，右翼民粹主义兴起，“西方民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危机”[2]。就连曾经断言“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承认，“在以发达民主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也极度加剧……美国和欧盟是采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范，这几次危机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3]。西方“自由民主”在当今世界正呈现衰退的趋势，面临多方挑战[4]。与“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态势，在全球大变局中保持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制度成效往往都是理论生根发芽

的结果。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我们亟需思考：西方民主理论具有什么显著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又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由此， 才能更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自信。

一、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缘起与局限

从内涵和外延来看，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理念的缘起伴随着西方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否定，西方视角下“民主-非民主”的划分本质上服务于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因此显示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缘起：西方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否定

在政治学领域，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影响深远的民主理论奠基者，他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将“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 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5]396。这种定义的关键词与其说是“人民”，不如说是“选票”， “民主”被视为一种政治方法与制度安排，并且蕴含着竞争性选举的前提。在这种限定下，熊彼特承认“目前

民主程序的形式和机构，正和民主基本原则本身一模一样，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和利害关系所产生的结果”[5]436，因此“按照指出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全无希望的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最终将被证明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虚伪”[5]438。熊彼特这种将“社会主义”与“民主”脱钩的想法潜在地为后世学者将二者对立起来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同时期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就已经在尝试进行这种对立工作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6]50，“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6]51。显然，“民主”在哈耶克这里已经被彻底“自由化”，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主义化”，与此相对的“社会主义民主”被他视为一种不可能的制度安排与道路。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对“民主” 的“自由化”设定本身就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目标而提出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缘起展现出了西方世界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建构，其真正目标在于为自由主义确立唯一正确的思想地位。

从外延来看，民主理论专家乔万尼·萨托利

（Giovanni Sartori）将民主与非民主的区分定位为“自由与权威”的差别[7]，但他对于其区分依据——“自

由”——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定义。他的观念带动了后世西方学者的思考，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就尝试以“竞争”“参与”为中心，为“民主-非民主”的区分提供可测量的标準[8]。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自由选举”“两党或多党竞争”“代议宪政”视为区分“民主- 非民主”的评价依据。到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研究视域中，所有与这三个标准不符合的政体都被归结进“非民主”的框架里[9]，亨廷顿的理论建构标志着“民主-非民主”二分的彻底完成，而今， 西方主流政治学教材都将民主政治与威权主义的区分定义为是否具有“选举、竞争性政党、自由的大众传媒和代表会议等政治结构”[10]。在这种外延标准指导下，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一党执政”而被粗暴地贴上“非民主”的标签，“周期性选举”成为西方最注重的民主标准之一，以此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依据。

哲学上的自由民主理念与政治学上的自由民主理念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出现而交融，福山甚至断言“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11]。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韩国等国家进行了西式“民主化”之后，这种“历史终结于

自由民主制度”的观点更是成为西方媒体、政客的共识。显然，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而发展，并逐步走向自我膨胀。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大量西方自由民主论者对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抨击言论也开始更尖锐地指向中国。

（二）局限：“西方凝视”下的民主“逻格斯中心主义”

从本质上看，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蕴含着“西方凝视” 下的民主“逻格斯中心主义”。首先，“自由民主”政体的标准模板基本是由“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现代西方国家所占据，这些国家的政体包括美国式的总统制、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英国式的议会制等等。这些政体之间彼此互相承认，但对非此集合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体则显示出专制的狭隘。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候，西方学界、政界为大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一概都是“自由化”，丝毫没有考虑除了“第一波模板”之外的其他可能。其次，由冷战奠定的“民主和平论”迷思，本质上是为维系西方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服务的。他们往往将除了自由民主之外的政体视为不稳定的落后政体，并赋予这种不稳定性两层意义：一是认为其他政体本身缺乏国民认同，因此容易朝向自由民主政体发展以获取更持久的“合法性”[12];二是认

为其他政体具备令人不安的扩张趋势[13]，不利于世界和平。显然，这样的迷思很少真正站在非西方国家国民的立场作出客观判断，并且“非民主扩张”也没有得到现实的任何印证，反而是“民主和平”被现实证明是虚假的。例如，当今世界大部分战争都有“民主灯塔” 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身影，而且其往往作为战争的发动者，维护的是以美国为中心、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4]。

当下，这种将“西方化”与“现代化”等同、将“自由民主”与“民主”简单等同的言论十分普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民”和“主”的完全西式的理解：“民”只能是强调政治权利的原子式公民，“主”只能是以西方政治体系为模板、以西方政治过程为参照的政治选举和消极自由，除此之外的政治追求都被认为是“非民主”。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努力在这种“西方凝视”中被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部历史过程被悬置，中国政府对人民诉求不断增强的回应性力量与高度负责的问责制度在西方理论中显得难以归纳。显然，西方这种“自由民主-非民主”的粗暴区分根本无法真实反映出中国的政治理念与实践。

可以看出，在这种迷思逻辑下，“西方”一直处于中心的位置，而“民主”则被作为这种主体与他者区分的政治依据，其他政体被视为“民主”的匮乏。在西方话语中，不按照西方模式演化的其他国家都成了“不可再现”（unrepresentable），主体与他者都是用来支持一个封闭的民主“逻格斯中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对非西方化的国家的完全排除来达成它统一权力的目标。正如近來有研究指出的，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非民主”形象误读的本质源于“自我”中心主义观， “在这一概念支配下的西方观念，已无法客观、有效地引导人们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15]。这些西方论调先行假设了原子化的“民”与西式选举的“主”的自我呈现与自行在场，完全无法接受除了个人主义之外的“民”与除了自由主义之外的“主”的存在，因而整个逻辑的主导者——西方—— 作为“主体”将其他政治形式视为是这种在场的对立， 这种理论深层次上服务于西方-非西方的二元等级秩序。

现在有必要对这种“西方凝视”下的民主“逻格斯中心主义”进行一场彻底解构，必须回到“民主”的本义， 从“民”与“主”的概念出发，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的理论根源，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对个人主义公民观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