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数字信息技术深入发展中不同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

① 这种存在于人群与代际之间的差距，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化发展，进一步被社会聚焦。在我国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动态清零的总体策略下，数字治理的强大效能空前凸显出来。数字治理有着“赋能效应” 与“挤出效应”的双重效应，前者建基于高效便捷、无可比拟的数字治理效率，后者产生于数字化深入推进时代老年群体 的“数字贫困”。“健康码”因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而生，但它一经出现就面临着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能力与素养不足的掣肘。尽管相关替代政策措施不断丰富，但老年群体“数字挤出”仍是当代数字鸿沟的主要形态，它不仅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边缘人”角色，而且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因素质能力差异而衍生的发展权益与机会的差距。

数字鸿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老年数字鸿沟是现代化、数字化和老龄化相互交织的产物。②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转化为老年人的信息危机，其数字化生存和非数字化生存条件都面临新的考验，也愈加凸显了新型数字鸿沟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作为易识别的数字贫困群体，老年群体已成为推进数字化治理转型的重点对象。面对数字生活的提速深化，我们要“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③就要更多聚焦数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新型数字鸿沟的再治理，这是数字时代共享发展的题中之义。

当前，对于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讨论颇多，现有文献普遍聚焦于该群体在数字鸿沟中所遇到的现实困境、老年人数字融入障碍的影响因素以及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举措等。学界普遍认为，在数字治理的快速发展中，受技术、制度、文化与老年人自身因素制约，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在信息技术拥有、应用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别，最终导致巨大信息落差。① 同时，数字生态中老年群体呈现出“低数字敏感度”特性，由此，老年群体数字“脱敏”甚至“脱嵌”于数字社会的现实情境时有发生。② 此外，互联网技术的“人群偏好”、不同类型组织和部门的“数字偏好”以及老年群体普遍的“数字障碍”等问题也形成了老年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并使数字鸿沟呈现了时代性、发展性、主体差异性和破坏性特征。③ 上述影响因素加剧了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遭遇的“挤出”现象。

数字包容和数字鸿沟是一对矛盾，分别代表着与普遍数字参与相关的理想和现实情况。数字鸿沟得到的纠正越多， 我们就越接近数字包容性社会;如果存在个人和群体被排除在数字社会各层面（例如政治参与、社会生活等）之外的现象， 我们就仍处于数字分裂社会。④ 人们不难感知，当前社会“智”理状态与老龄状态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与断裂，“智”理断裂呈现出延迟、错位和滞后的特征。智能化与老龄化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社会“智”理“适老化”中的多重堕距现象。

⑤ 随着数字治理的大踏步发展，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应基于参与式、包容性、全方位、可持续治理的理念，实现老年人的数字化社会融合与公平发展的命题。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是数字包容， 社会应当从技术的接入与使用、参与社会活动、关注弱势群体、突破社会壁垒、消减数字鸿沟五个角度丰富拓展数字包容的内涵。⑥

反思当前学界对数字治理、数字鸿沟的研究，不难发现，尽管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问题在相关文献研究中是一个共识性现象，但学界现有研究大多是将数字鸿沟作为数字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显性、直观问题来探讨，在内容上更偏向于智能技术与老年群体的数字链接层面，甚少涉及老年群体的数字发展权层面，也没有将当代数字鸿沟背后隐藏的代际发展、权利平衡等影响和制约数字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揭示出来。基于此，本文直面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存在明显现实困境的前提，将触角探入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背后所折射的代际公平、群体包容、治理正义问题，以期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把数字治理作为当代公共治理新范式开展尝试性、探索性构建。

在当前政府治理数字化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政府治理与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融合，网格化、大数据、算法等数字化思维被植入社会治理范畴之中，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管理模式及手段，实现了治理效率的飞跃。数字技术对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嵌入，已经大大超越了办公自动化、政务电子化为表现形式的外生技术或工具手段的运用阶段，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快速勃兴，数字政府及其数字治理范式表现出了整体性、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