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综合运用“阶级对立性”、“贫富分化必然性”、“创造性破坏”、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偏向型和通用型技术进步效应等多学科理论，系统阐释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并对相关例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为验证效应提供多元的理论支撑。同时，基于经典理论分析，相关研究也形成实践启示，强调技术创新内生地偏向于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来说并非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真正能够消除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劳动者必须做好“干中学”，降低可替代性。

[关键词]技术创新 贫富分化 内在逻辑 理论验证 实践启示一、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创立了索洛模型 [1 ]，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第一次用现代经济理论模型验证了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技术进步被内生化，强调其对持续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贡献。而技术进步来源于技 术创新，其正向经济效应逐渐被公认，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的关键。但是，技术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2013 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全球畅销书《平均时代的终结》（《AVERAGE IS OVER》） 中提出美国中产阶级正逐渐“消亡”的问题，并强调“技术和机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国际竞争和全球贸易要大的多”

[2 ]。技术创新能扩大贫富分化，技术进步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3 ]。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研究或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采用单一化理论开展的研究较多，缺乏多学科理论分析的多元支撑，对技术创新扩大贫富分化的本质分析不足，且对实践的启示性不强;二是过度关注实证研究，以定量模型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对相关例外情况分析不够。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多学科理论角度去阐释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并对实践中的例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以期梳理完善相关研究并能提供实践启示。

二、基于“阶级对立性”和“贫富分化必然性”理论的阐释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早将技术创新与劳动分工相联系，并强调“许多机器的发明简化并且节省了劳动力” [4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机器的发明、改进与应用）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存在排挤部分工人并损害其利益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建立了以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市场体制理论，系统研究了资产阶级财富的性质和来源，但是对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涉及较少，只强调投入的生产要素量决定了财富的分配，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对前述理论进行了批判地吸收，将财富分配和贫富分化视为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马克思主义“阶级对立”理论对机器应用和工人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更为透彻与犀利，第一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马克思认为“对资本来说，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 [5 ]。机器的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机械化是资本权力压榨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机器的易操作性和连续运转等特性使得技能更高的男劳动力（包括高技能的女劳动力）可替代性更强，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低技能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大量的男劳动力（高技能劳动者）技能贬值或被排挤为不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就会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制造新机器）活动，但“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 [6 ]。被排挤（解雇）工人的工资实质上被转化为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研发制造机器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7 ] 非连续的技术创新行为结束后，机器工人沦落为操作工人，从而进一步排挤原来的操作工人;持续的技术创新更会不断排挤操作工人，产生“机器吃人”现象。大量工人被机器排挤游离到劳动力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